做一个真正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xraysun已存在

发布时间:2016年7月19日

网络来源:链节点

一、

 

两个老罗,罗胖,都拿“理想主义”说过事。罗永浩罗胖是乐此不疲,他标志性的剧场演讲系列就叫《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今年三月又有一个访谈《天生骄傲的理想主义者》。罗振宇罗胖则是偶一为之,在五月份一次访谈中跟罗永浩罗胖唱起了反调:“不要做理想主义者”。《罗辑思维》常用策划人李子旸在罗辑思维公众号发了一篇《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试图调和。文章说:

 

同为七十年代人,我对罗振宇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逆反”很熟悉很认同。

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育中,有太多高大上的理想和形象,但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高大上纷纷现出原形,原来都是矮小下,甚至是猥琐卑鄙臭不可闻。在此强烈刺激之下,这一代人对高大上、理想等等产生强烈的逆反,倒也正常。

李子旸认为,虽然罗振宇在访谈中说不要做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对现实努力的充分肯定,说明他其实只是反对空想式的反现实理想主义,而推崇以现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最崇高的理想”,“在现实中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本身其实已经带有某种超越性的意义。”

 

罗振宇表示不接受李子旸的批评:

 

在一个可以用“理想主义”绑架人的环境中,最简洁有效的公共话语策略,就是干脆否定这个词汇。

二、

 

其实李子旸所说的“现实的理想主义”在罗永浩另外一场演讲里有另外一个名字:犬儒主义。

 

根据著名政治评论家沃文豪的观点,所有的集权政治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几乎。宿命般的这种命运,无论前苏联还是新中国初期,都是这个德性。建立一个集权政治以后,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怎么办呢?不断的给国民灌输各种各样的幻觉,让他们坚信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最美好的地方,人间天堂,乌托邦社会。这就是集权政治的乌托邦时期。我们不说前苏联,就说新中国初期,新中国历史上的乌托邦时期是什么时候?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在营造一个乌托邦,是吧;到了什么时期是中国乌托邦时期的顶峰呢?大跃进时期,是吧。你看那个时期的记录片,中国人,几亿人,长的都不一样,但表情全都一样。你看过那个时期的记录片吗?长的中国人都不一样,但表情全都一样。真是表情刚毅,目光亢奋,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尽管营养不良,但整天憋着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是吧。这是乌托邦时期的一个典型标志。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时期,大规模的民族狂热不受控制,诱发大规模的人间恐惧,进入集权政治的第二个时期,就是人间地狱时期。中国历史上人间地狱是什么时期呀?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共产党都不否认把文化大革命叫做人间地狱,这是第二个时期。接下来,大规模的激情狂热不受控制,诱发大规模的恐惧,终于人民这些理想,革命,什么,这些统统幻灭,进入麻木不仁的第三个时期,就是犬儒主义时期。实际上犬儒主义自身学派也是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感觉,类似于,但不太一样。集权政治上体现出这三个特征都相当明显,乌托邦时期诱发恐惧,最后理想什么全都破灭,进入麻木不仁的犬儒主义时期。新中国犬儒主义时期什么时候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70年代末搞了一场三中全会。你有没有注意到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这个国家只谈什么?只谈经济建设,只谈钱,所有的都是骗人的,只有钱才是好的,就是这个样子,是吧。不搞政治改革,整天搞经济改革,从80年代初到一直到今天,基本上大的趋势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是吧。

这不就是罗振宇和李子旸“我们这一代人的逆反”吗。

 

罗振宇面对“过度商业化”的指责,祭起“我是商人我怕谁”的大旗,李子旸给大旗绣上“现实的理想主义”的花纹。

 

三、

 

五月底杨绛先生辞世,朋友圈频现她的金句:“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但网上也有另外一派声音响起来,说她和钱钟书先生读书太多,思想不多。说他们犬儒。

 

“犬儒”从中文顾名思义,是狗一样的读书人 。这个词给我的头号印象,是古希腊的狄奥根尼,住在一只桶里,亚历山大大帝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他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这不挺酷的吗。胡平先生有篇文章《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点评道,狄奥根尼很容易让人想起老庄。

 

最近我有两次小小的意外之喜,因为发现狄奥根尼有句话,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引了一遍,约翰•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又引了一遍,这句话是:货币是政客的掷骰子游戏。

 

很明显狄奥根尼身上有股浓浓的无政府味道。他比庄子大个几十岁,但罗斯巴德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里把“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头给了庄子。并不奇怪,在庄子之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多了,《庄子》里面就记了好些位。所以“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名头,本来竞争者很多,多数竞争者吃亏在没写书,少数竞争者吃亏在书没有传下来。狄奥根尼吃亏在书没有传下来。他写过一本《共和国》,据说是写一个无政府主义国度里的日常生活,自然而幸福。

 

他还有一个吃亏的地方,是思想传下来却走了样。现在人们说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犬儒,不是说他们无政府,是说他们政治冷漠,从不为社会不公发声,无意间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四、

 

胡平先生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里描述了犬儒派演变过程。“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

 

但后继者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否认世间有真善。

 

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

 

五、

 

最近我重读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约翰•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是为了写两篇与央行“撕”“逼”文,《央—妈—逼—上—来—了——》《比特币货币本质撕辨》

 

《央—妈—逼—上—来—了——》 里,【问题】一节有个提问:“姚副主任到底是误解了哈耶克呢,还是在故意曲解哈耶克?” (这个问题后来在《比特币货币本质撕辨》 中同样丢给了盛司长。)

 

【旁证】一节又问: “如果姚副主任相信劳动价值论,相信现实世界货币需要实物支撑,不承认矿机支撑比特币,认为挖矿是对人类财富巧取豪夺——那他是怎么看待央行人民币的?”

 

此处原来有段话,我删掉了。这一节取名【旁证】,不只是请米塞斯、罗斯巴德给哈耶克做个旁证,还要请姚副主任自己给自己做个旁证。姚副主任不耻于自己央行身份,还是选择在央行呆着,可以证明他是故意曲解哈耶克。

 

删掉这段话,是觉得这个指控很严重,而我对他并不了解。

 

后来又看到盛司长一篇近作《央行盛松成:为什么只有央行的数字货币才能叫货币?》,还在弹着“比特币本质上不是货币”的老调。这段时间我读罗斯巴德自觉又有进益,于是打算再写篇撕逼文,总有事打岔,没写,而且我突然意识到盛司长之所以不厌其烦弹老调,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对体制内犬儒主义有细致的描述。他们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假装别人相信他们说的话。假如别人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质疑他们说的话,他们会假装没看见,或者干脆摆出一副“我就这么说了,你能奈我何”的架势。这还算好的,坏的是直接动手,都不给你动口机会。

 

所以换个角度看,盛司长一遍一遍说“比特币本质上不是货币”,是比特币的胜利。

 

六、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开篇言道: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
答:犬儒主义。

 

在此之前还有几句作者手记: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
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很巧,钱钟书先生有一首诗也提到灰烬: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馀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支离叟是《庄子》里的人物。这首诗是钱先生诗集里1989年唯一的一首诗。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乌托邦》发表五百周年。我在《央—妈—逼—上—来—了——》里引用过米塞斯《自由主义》中的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献身于全人类的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最终目标,而在于它们用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

 

当手段与目标南辕北辙,人心易碎,但人心又最是坚韧。从罗永浩演讲看,他无疑读过《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也承认理想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只有一步之遥,但他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确保不蜕变,那就是做一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

 

七、

 

杨绛先生译过一首英国小诗,前一阵也是朋友圈频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这一句,罗永浩在演讲里引用过。不过众所周知,他是超爱和人争的。做锤子手机后,为了避免撕逼影响公司,他把《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系列演讲都停了,微博要交公关审核,无论他自己如何辩解,罗振宇在访谈中说他已经放弃理想主义。至于李子旸,说不定直接就把他做手机这件事定性为“空想式的反现实理想主义”了。

 

我有一部锤子手机。到手一个礼拜后,通话时听不见对方声音。插个耳机可以。我就插个耳机。过了一个月,通话时对方听不见我声音。这部手机我现在出门还带着,用来听歌玩游戏。

 

罗振宇在访谈里说,创业是最好玩的游戏。这话不错,可创业也是最难通关的游戏啊。今天又看见一篇《对话罗永浩:生于忧患》,小标题很惊悚,“锤子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时刻?”

 

文章里有这样的话:

 

《财经》:你的粉丝说,“如果锤子科技倒闭了,罗永浩没有了这些负担,可能会重新变成曾经的那个老罗,那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人。”
老罗:这种幼稚的想法我很理解,但完全不在乎,我会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开心,但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某些意愿去改变我要做的事业。

 

我看了这段话,产生一个幼稚的想法。传说罗永浩罗胖跟币圈名人李笑来老师不但是新东方同事,还是发小。要是罗永浩罗胖跟罗振宇罗胖一样“帮人读书”,普及比特币和区块链知识,宣讲去中心化和主观价值论,号召粉丝适量投入长期持有,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感谢他吧。节目名字我都想好了,就是老罗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告别演出里预告过的《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这事不管锤子手机成不成都可以做啊,关键是罗永浩罗老师真要这么做了,那天下谁还敢说罗永浩罗老师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呢!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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