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itcoin Standard》(比特币本位)简体中文版《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第五章 货币和时间偏好

| 第五章 | 货币和时间偏好

健全货币是由于其适销性而在市场上被自由选择成为货币的,健全货币可以长时间保值,可以高效地远距离地转移价值,可以将价值划分为更小的单位或者整合为更大的单位。作为货币,其货币地位不能是通过权威强加于人,而其供给又被这个权威操纵的。从前面的讨论,以及奥地利学派对货币经济学的理解来看,健全货币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解释。首先,健全货币可以长时间保值,通过货币储存的财富不会随着时间流逝缩水,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和动力思考未来,降低自身的时间偏好。低时间偏好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使人类得以合作、繁荣、和平地生活。其次,健全货币使贸易建立在稳定记账单位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市场的发展,使自由贸易免受政府控制和胁迫,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与繁荣。此外,对所有形式的经济核算和规划来说,记账单位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健全的货币会使经济核算不可靠,是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根源。最后,健全的货币是个人从专制和压迫中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因为拥有创造货币的能力会使国家机器对它的人民拥有过度的权力。

健全货币是决定个体时间偏好的主要因素,时间偏好是个体决策中极为重要且被广泛忽视的一个维度。时间偏好是指个体对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的对比。人终有一死,而且我们无法准确预知自己死亡的时间,这使得对每个人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消费是生存必需,对人们来说,与未来的消费相比,总是当前的消费更有价值,因为如果不能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可能就没有明天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时间偏好,未来和现在相比总要打一些折扣。

此外,由于投入时间和资源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此理性的人总是倾向于在现在就获取一定数量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一个人愿意把收货的时间推迟一年,他必然要求获得更多的货物。引诱一个人推迟收货时间的必要的增产量反映了这个人的时间偏好。所有理性个体都有时间偏好,但每个人的时间偏好不尽相同。

动物的时间偏好远远高于人类,因为动物对未来几乎没有概念,它们的行为只是受此时此刻的本能驱动。一些动物会建造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巢穴或家园,这些动物的时间偏好要低于那些只满足当前需求,如捕食或攻击的动物。人类较低的时间偏好使我们能够抑制动物本能和兽性冲动,思考什么对我们的未来更好,并做出理性而不是冲动的选择。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生产即刻消费的物品,只要更有好处,我们会分出时间生产那些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东西。降低了时间偏好,人类可以执行长时间尺度的任务,为了满足更长远的需求,人类发展出了生产不是用于即时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生产的产品的心智,换句话说,创造资本品的心智。

虽然动物和人类都能狩猎,但人类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会花时间来开发狩猎工具。有些动物可能偶尔也会用工具捕猎,但它们没有能力拥有并保养这些工具以备长期使用。正是因为时间偏好较低,人类才会从狩猎中抽出时间来,并把这些时间用于制造长矛或钓鱼竿,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食用价值,但它们可以让狩猎更加高效。这就是投资的本质:由于人类推迟了即时满足,将时间和资源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使生产更加纯熟或技术更加先进,并将这种进步一直延续下去。一个人之所以会选择延迟满足,在更长的时间内从事有风险的生产,唯一原因是,这个较长的过程将产生更多的产出和优质产品。换句话说,投资提高了生产者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解释说,一旦时间偏好下降到足以让储蓄、资本或耐久消费品的出现成为可能,时间偏好就会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于是“文明进程”就启动了。

制造钓鱼竿的渔夫每小时能钓到的鱼比徒手的渔夫多。但是,钓鱼竿最开始出现的唯一途径是,投入一些时间不生产可以食用的鱼,而生产不可以食用的钓鱼竿。这个过程是有风险的,因为生产出来的钓鱼竿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渔民有可能浪费时间而一无所获。投资不仅需要延迟满足,还总是伴随着失败的风险,这意味着只有预期一定的回报,投资才会发生。一个人的时间偏好越低,他就越有可能进行投资,延迟满足,积累资本。资本积累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有效生产时间越长。

为了更生动地理解这种差异,我们以两个虚拟的人物做对比,他们都是什么也没有,白手起家,区别在于两人的时间偏好不同:哈里比琳达的时间偏好更高。哈里选择徒手抓鱼,每天大约需要花8个小时来抓到足够自己一天吃的鱼。琳达的时间偏好较低,她每天只花6个小时徒手捕鱼,这意味着琳达每天只能钓到较少的鱼,只能勉强充饥,而另外的2个小时琳达用来做钓鱼竿。一个星期以后,琳达成功地做了一根钓鱼竿。在第二个星期,她能在8个小时内钓到比哈里多一倍的鱼。琳达在钓竿上的投资可以让她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吃到与哈里一样多的鱼。由于琳达的时间偏好较低,她不会就此满足。她将用4个小时钓到哈里8小时才能抓到的鱼,然后再用另外4个小时进行进一步的资本品积累,比如为自己建造一条渔船。一个月后,琳达拥有了一根钓鱼竿和一条船,这条船可以让她驶入大海,钓到哈里从未见过的鱼。琳达不仅是每小时的工作效率更高,她钓到的鱼与哈里的品种也不一样,比哈里的鱼更好吃。她现在每天只需要一个小时就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所以她会投入更多的时间进行资本积累,制造更好的更大的钓鱼竿、渔网和渔船,这些工具反过来进一步增加她的生产力,改善她的生活质量。

如果哈里和他的后代继续以同样的时间偏好工作和生活,他们将在现在的消费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现有的一切。如果琳达和她的后代继续以同样较低的时间偏好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继续通过这些耗时很长的改进过程,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增加资本存量,从事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劳动。在现实生活中,与琳达的后代相当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拖网渔船“Annelies Ilena”号的所有者。这艘强大的渔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构思、设计和建造,直到2000年才完工,它将继续工作数十年,为几十年前投入建造资金的低时间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投资回报。琳达后代捕鱼的过程变得如此漫长和复杂,甚至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工具的准备,而哈里的后代仍然每天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他们的捕鱼过程。当然,不同之处在于,琳达的后代比哈里的后代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正是这种不同使得长时间的研究和大量的投入物有所值。

时间偏好重要性的一个重要证明,来自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让孩子们单独留在一个房间中,每个人面前有一块棉花糖或饼干。米歇尔告诉孩子们,面前的糖果可以随意享用,但是如果在他15分钟后回到房间时,谁没有吃掉面前的糖果,就可以得到作为奖励的第二块糖果。换句话说,孩子们要在即时满足得到一块糖果和延迟满足得到两块糖果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个测试孩子们时间偏好的简单方法:低时间偏好的学生就是那些可以等待第二块糖果的小孩,而高时间偏好的学生则是那些等不及的。几十年后,米歇尔对这些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棉花糖测试中时间偏好越低的孩子,学习成绩越好,SAT分数越高,体重指数越低,对药物的依赖程度越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一定会在我教的每个课程中讲到棉花糖实验,我相信这是经济学可以教给每个人的最重要的一课,同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大学经济学课程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课,以至于很多经济学研究者对时间偏好的概念和时间偏好的意义完全陌生。

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个人之间的交易,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但现实中对任何人自身的幸福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是在现在与未来自我权衡中做出的决策。每个人每天都会与其他人进行一些经济交易,但他们与未来的自己进行的交易更多。这些交易的例子不胜枚举:决定存钱,而不是花钱;决定投资未来以获得新的技能,而不是立即寻找一份低薪工作;买一辆实用又实惠的汽车,而不是按揭买一辆昂贵的汽车;去加班,而不是去和朋友聚会;或者,我在课堂上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决定平时就好好学习,而不是在期末考试前一天晚上死记硬背”。

在这些例子中,没有人强迫个体做出决定,这些决定的主要受益者或受损者就是决定者本身。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决定其选择的主要因素就是自身的时间偏好。虽然在不同的境况下人的时间偏好和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从做决策的各个角度都可以发现决策和时间偏好的强烈相关性。需要牢记的现实是,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交易。尽管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或者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人,但自己与自己进行的无穷无尽的交易,比任何外部环境或条件都更重要。无论环境如何不利,时间偏好较低的人都会找到一种方法,优先考虑未来的自己,直到实现目标。无论命运多么眷顾,高时间偏好的人也总会这样那样地破坏和透支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那些克服重重困难,在逆境中获得成功的人的故事,与那些天赋异禀、人生开局良好,却最终浪费了自己的天赋而泯然众人矣的人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职业运动员和娱乐明星靠天赋挣到了大笔的钱,但他们死的时候却身无分文,他们的高时间偏好毁掉了他们。此外,许多没有特殊才能的普通人勤奋工作,一生储蓄和投资,最终实现了家庭的财务安全,并留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更高的生活起点。

只有通过降低时间偏好,个体才会开始注重长期投资,并开始优先考虑未来的收获。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留给子女的比他们继承自父母的更多,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一个生活不断进步的地方,人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让下一代生活得更好。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力随之提高,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保障,环境危险得到了排除,就会把注意力转向生活中比物质生活和日常工作更深刻的方面。他们编织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从事文化、艺术、文学方面的创作,并寻求为自己生活的族群和世界做出永恒不朽的贡献。并不是更多的资本积累就是文明,而是更多的资本积累能让人类收获文明,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最紧迫的危险得到避免时,人类才能获得追求更高生活意义的繁荣和自由。

决定个人时间偏好的因素有很多,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生活在冲突和犯罪地区的个人极有可能随时失去生命,因此他们会更少地操心未来,会比生活在和平社会的人有更高的时间偏好。财产安全也是影响个人时间偏好的重要因素:在政府或小偷可能会反复窃取个人财产的社会里,人们会有更高的时间偏好,这样会使个体优先把他们的资源花在即时满足上,而不是把资源变成随时会被挪用的财产。税率也会对时间偏好产生不利影响:税率越高,个体可以保留的收入就越少;这将导致边际工作减少,为未来储蓄减少。尤其是对那些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税收负担更有可能减少储蓄,而不是减少消费。

与本书的主题相关的最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是对货币未来价值的预期。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什么商品充当货币的自由市场中,他们会选择最有可能持久保值的货币形式。货币越能保持自身的价值,就越能激励人们延迟消费,将资源用于未来的生产,带来资本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会使人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非经济的方面)时间偏好也比较低。当一个人经济决策的眼光更加长远时,很自然地,所有的决策眼光都会比较长远。人们会变得更加和平与合作,明白与从冲突中获得的短期收益相比,合作是一种能带来更多好处的长期策略。人们会具备强烈的道德感,更偏爱那些能给自己和孩子带来长远收益的道德选择。目光长远的人不太可能作弊、说谎或偷窃,因为这些行为在短期内可能有所回报,但长远看来是毁灭性的消极选择。

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类似于一种税收或征用,在名义价值不变的掩护下,降低了货币的实际价值。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发行的货币和被人为压低的利率形影不离,低利率是现代经济学家的理想目标,因为他们认为低利率促进借贷和投资。但这种对资本价格的操纵,结果是人为降低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收益,也降低了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人们会减少储蓄、增加借贷。从边际效应上看,人们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会更高,并会以未来为抵押借入更多资金。这不仅会影响他们在财务决策中的时间偏好,还会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

从长期来看,从保值增值的货币转向贬值的货币,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但储蓄变少,资本积累变少,而且社会可能开始消费早前积累的资本;工人的生产力保持不变或下降,即使通过印刷越来越贬值的纸币这种神奇的操作,名义工资会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会停滞不前。当人们开始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时,他们在做所有决定时都变得更注重当下,从而导致道德水平下降,更有可能卷入冲突,做出破坏性行为和自毁行为。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明在健全的货币体系下繁荣昌盛,但当货币体系衰落时,文明就会解体,正如罗马、拜占庭和现代欧洲社会。我们可以沿着远离健全货币的脉络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的不同,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么来的。

 

通货膨胀

纵观历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任何人发现了制造货币的方法,他一定会去尝试,这件事的诱惑太大了。但是,货币的增加对社会来讲并不是好事,因为无论多少数量的货币,对任何规模的任何经济来说,都是足够的。一种货币媒介能更好地抑制自身的增产能力,就能更好地扮演交易中介和稳定的价值储存载体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商品,数量与货币是否能发挥交易中介、价值储存和记账单位的功能没有关系。对货币来说,最重要的是购买力,而不是数量,而且只要可分割、可组合,可以满足持有者的交易和储存需求,任何数量的货币都足以履行货币职能。只要货币单位足够向下细分,任何规模的货币供给都足以支持任何数量的交易。

理论上,理想的货币的供给量应该是被锁死的,这样没有人能生产出更多的货币。在这样的社会中,唯一合法的赚钱途径就是为他人创造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与他们交换。每个人都想赚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更多地投入工作和生产,于是带来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积累更多的资本,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由于可以防止他人虚增数量,这样的货币也是一种完美的价值储存载体;储存在其中的财富不会随着时间贬值,这样就会鼓励人们更多地储蓄,更多地放长眼光考虑未来。随着财富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未来的关注的增加,人们开始降低他们的时间偏好,专注于改善生活中非物质的方面,包括致力于精神、社会和文化。

然而,事实证明,货币量不会增加的货币形式从未出现。任何被选择成为交易中介的东西都会升值,并导致人们尝试生产更多的这种东西。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好的货币形式,就是新的货币供应量与现有的货币存量相比,并不显著,从而使生产新货币不能获取暴利。由于黄金无与伦比的化学稳定性,所以从人类首次开采黄金开始算起,黄金的存量就一直在增长。这种开采已经进行了数千年,而炼金术在商业上还未可行,所以每年新的黄金增量只是现有存量的极小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黄金一直是健全货币的代名词:多亏了物理和化学的铁律,货币供给是有保证的,不会显著增加。人类尽了最大的努力,经历了数百年的失败也未能创造出比黄金更可靠的货币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黄金是历史上大多数人类文明使用的主要货币工具。即使当今世界已经以政府货币为价值储存载体、交易中介和记账单位,政府自身持有的价值储备很大比例上仍然是黄金,政府的黄金储备占了黄金供给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凯恩斯抱怨说,开采金矿是一种浪费行为,消耗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增加任何真实的财富。他的批评确实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见地,即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加货币并不会增加使用该货币的社会的财富。但他忽略的一点是,黄金之所以能够承担货币的角色,正因为与其他金属相比,被开采黄金吸引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是最少的。即使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黄金的增产数量也非常小,再加上黄金稀有,金矿难以找寻,因此,开采作为货币的黄金,利润低于开采任何其他扮演货币角色的金属,被吸引去开采黄金的资源是最少的。如果任何其他金属被用作货币媒介,每当全社会的时间偏好有所下降,更多的人为了储蓄而买入货币从而抬高价格时,生产更多的这种货币金属都会带来巨大的盈利机会,最终使这种金属无法保值。正如前面讲到的用铜作为货币的例子,与黄金相比,铜的新产量(增量)占现有存量的比例要大得多,这种情况将会压低铜的价格,并使储蓄者的财富贬值。在类似于铜这样的金属作为货币的社会里,财富将从储蓄者那里源源不断地被窃取,奖励给开采了超量金属的掘金者。在这样的社会里,储蓄和有用的生产将会减少,然而人们痴迷于生产货币最终会导致贫困,这个社会最终会被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所超越和征服,在那些社会里,人们有更好的事情做,而不是汲汲于生产货币。

真实的货币战争是这样的,因为黄金不能轻易增发,它会迫使人们把精力从生产货币转向生产更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于是使用其他金属而非黄金储蓄财富的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处于劣势,而使用黄金的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强势。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拉伯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将金矿勘探和开采列为最不体面的职业之一,仅次于绑架勒索赎金。凯恩斯对黄金的谴责的不妥之处在于,在所有可用作货币的潜在选项中,黄金是最不浪费的。然而,凯恩斯对以黄金作为货币缺陷的“解决方案”才是真正的不妥,凯恩斯提出法定货币本位,最终使更多的时间、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干预货币发行并从中渔利上。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上,雇用的矿工和工人从未像今天的中央银行以及所有从货币印刷中获利的相关银行和企业这样多,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继续讨论这一点。

当新供给与现有存量相比微不足道时,货币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人们的持币意愿和消费意愿。具体到每个人,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年轻时人们倾向于持有较多货币,到了年老时人们倾向于持有较少货币。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变化是轻微的,因为货币是边际效用递减最小的市场商品。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之一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这意味着当获得更多的任何商品时,每一单位的新增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降低。人们持有货币不是因为货币自身的实用性,而是为了交换到其他商品,因为总是可以被交换为任何其他商品,所以货币的效用递减速度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慢。个人持有的房屋、汽车、电视、苹果或钻石数量增加时,对每个额外增加来说,边际估值都会降低,从而导致持有更多此类物品的欲望下降。但是货币与上述商品不同,当人们持有更多的货币时,可以方便地把货币兑换成任何他们喜欢的其他商品。当然,货币的边际效用也会下降,同样增加1美元的收入,对日收入为1美元的人比对日收入为1000美元的人更有意义。但货币边际效用下降的速度远低于其他商品,因为货币下降的边际效用对应的是所有商品,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商品。

持有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缓慢,意味着对货币的边际需求不会有显著变化。再加上几乎不变的供给,因此,就商品和服务而言,货币的市场价值是相对稳定的。这意味着货币不太可能大幅升值或贬值,因此持有货币是一种糟糕的长期投资,但却是一种很好的保值手段。投资意味着可能获得巨大的升值回报,但也要承担亏损或贬值的风险。投资是对冒险的回报,但是对健全货币来说,风险最小,没有回报。

总的来说,货币需求可能只会随着社会整体时间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人们总体的时间偏好降低时,更多人希望持有货币,导致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略有升值,从而进一步使持币人受益。此外,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时间偏好变高,更多的人就会倾向于减少持有货币,从而略微降低货币的边际市场价值。无论哪种情况,总体而言,持有货币仍然风险最小、回报也最小,这种稳定性其实是我们对货币最根本的诉求。

以上分析有助于解释黄金在数年、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里非凡的保值能力。以黄金克数来观察罗马帝国的农产品价格,可以发现它们与今天的价格惊人地接近。参考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诏令中的价格,再将其以今天的价格转换为美元,我们发现当年一磅牛肉约4.50美元,而一品脱啤酒约为2美元,一品脱优质葡萄酒约13美元,一品脱品相较差的葡萄酒约9美元,一品脱橄榄油约20美元。另外一些对比,比如某些行业的薪水,也显示出类似的模式。这些孤立的数据对比虽然极具启发性,但是还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

罗伊·贾斯特拉姆(Roy Jastram)基于可获得的延续时间最长的一致性数据,对黄金购买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英国1560~1976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数据分析黄金购买力的变化。贾斯特拉姆发现,在远离金本位的最开始的140年间,黄金购买力持续下降,但在1700~1914年,黄金的购买力相对稳定。在英国以黄金为主要货币的这两个世纪里,其购买力保持相对稳定,大宗商品批发价格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度,黄金购买力上升,大宗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也是如此(见图5-1)。


图5-1 英国1560~1976年黄金购买力和大宗商品批发价格指数

很重要的一点必须明白,即使在理论上也无法做到货币价值的完美恒定。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新技术的引入,新商品会取代旧商品,货币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在不停地变化,而且不同商品的供求关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货币单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作为经济商品的记账单位,而经济商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可能完美地精确衡量一种货币的价格。尽管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与其他货币进行对比的时候,类似贾斯特拉姆的研究可以反映一种交易中介保值能力的总体趋势。

更近的数据来自美国,这些数据主要集中于过去两个世纪。与贾斯特拉姆的数据所覆盖的时期相比,这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更快,数据显示,以大宗商品计价的话,黄金的价格甚至有所上升,而以美元计价的话,黄金的价格则更有大幅上涨。这种现象与黄金硬通货的地位是相符的。增加所有商品的供给都比增加黄金的供给容易,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其他商品与黄金相比都会变得相对更丰富,从而导致黄金的购买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如图5-2 所示,每当美元与黄金挂钩时,美元相对大宗商品就会升值,但是当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被切断时,美元相对大宗商品就会大幅贬值,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印刷“绿背美钞”(green back)的时期,以及其1934年以后没收公民持有的黄金,美元贬值的时期。

1931~1971年这段时间,货币名义上与黄金挂钩,但事实上只能在政府的各种安排下,以神秘的条件实现纸币和黄金的兑换。这一时期,政府货币和黄金的价值都受到政策的影响而不稳定。要比较黄金和政府货币,更有用的方法是看看从1971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内,在各国央行保持自己发行的纸币的购买力的努力下,自由浮动汇率国家货币的市场表现(见图5-3)。


图5-2 以黄金和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数坐标,1792~2016年)

图5-3 以黄金计价的各主要货币的定价(1971~2017年)

即使是表现最好、最稳定的政府货币,其价值相对黄金也大幅缩水,目前为1971年刚刚与黄金脱钩时价值的2%~3%。这并不是黄金市场价值的上升,而是法定货币价值的下降。当比较以政府货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以黄金计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时,我们发现以政府货币计价其价格显著上升,但以黄金计价则价格相对稳定。例如,石油是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自1971年以来,每桶石油相对黄金的价格相对稳定,而相对主权货币的价格则上涨了几个数量级(见图5-4)。


图5-4 以美元和盎司黄金计价的石油价格(1861~2017年),以1971年价格的倍数计算

硬通货的供给难以轻易增加,其价值会比软通货更加稳定。同时,社会对硬通货的需求与社会总体时间偏好一样,随时间的变化幅度也很小。此外,软通货的生产者有能力大幅改变货币的数量。因此,随着货币数量的变化,以及软通货作为价值储存载体可靠性的起伏波动,社会对软通货的需求会产生较大的波动。

价值相对稳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持币者储蓄的购买力,可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持货币单位作为记账单位的完整性。当供求关系变化微小,货币价值稳定时,它就可以用作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可靠信号,就像黄金那样。

此外,我们看一看政府货币,货币供给的扩大是通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扩张来实现的,货币供给的收缩是通过通缩型衰退和破产实现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更加不可预测的人们对货币价值的预期和央行政策的摆动。这种高度不稳定的组合导致政府货币的价值在长期内无法预测。央行的使命让它们不断地通过各种工具管理货币供给,以期确保价格稳定,这使得许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波动性似乎低于黄金。但从长期来看,政府货币的供给不断增加,而黄金数量的增长平稳缓慢,这种对比使黄金的价值更加显而易见。

通过自由市场因为能够长期保值而被选择成为货币的健全货币,自然会比通过政府强制成为货币的非健全货币更具稳定性。如果政府货币是更好的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存载体,它就不需要政府法定货币法的加持,世界各国政府也就不必没收大量黄金,并继续将黄金用作央行储备。央行继续持有黄金,甚至开始增加其黄金储备的现实,证实了长远看来它们对自己发行的货币信心不足,反映了随着纸币价值的不断下跌,政府和央行对黄金货币角色的信心。

 

储蓄和资本积累

货币贬值带来的关键问题是,它惩罚人们为了未来进行的储蓄行为。时间偏好普遍是这样的:如果让我们选择在今天还是明天获得同样的东西,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选择今天。只有增加未来的回报,人们才会考虑延迟满足。健全货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略有增长,这意味着持有健全货币可能会提高购买力。由央行控制的不健全货币,其公开目标就是保持通胀,这将使得人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持有,人们更愿意及时花掉乃至负债。

在投资领域,健全货币创造的经济环境是,货币单位即使不会升值,也能保值,因此,任何正投资回报率对投资者都是有利的,这种环境会加强投资者的投资动机。相反,对于不健全的货币来说,只有实际回报率高于货币贬值率,投资回报才是正的,这就鼓励人们进行高回报但高风险的投资或支出。此外,货币供给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低利率,于是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减弱,而借贷的动机增强。

不健全货币46年来的表现证实了这一结论。发达国家的储蓄率持续下降,已经降至非常低的水平,个人、地方政府和国家的债务却上升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高位(见图5-5)。


图5-5 主要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1970~2016年)

只有瑞士还保持着金本制,直到1934年才正式退出。20世纪90年代初还在以大量黄金支撑起货币储备的瑞士,继续保有较高的储蓄率,以两位数的储蓄率成为低时间偏好的西方文明的最后堡垒。与此同时,其他西方经济体的储蓄率普遍降至个位数,有些时候甚至是负储蓄率。

1970年七大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是12.66%,到2015年已经下降到3.39%,几乎下降了3/4。

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储蓄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债务持续上升。西方普通家庭的负债超过其年收入的100%,而各级政府和居民负担的债务总和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倍,后果是严重的。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常年灌输债务有利于经济增长、储蓄将导致衰退的观点,这些数字已成常态。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不切实际的想象之一就是,国债“并不可怕,因为那是欠我们自己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可能无法理解什么是高时间偏好,无法理解这个“我们自己”不是均一的单质,而是分化成数代人的连续体,也就是说,未来的人要为此刻发生的不顾一切的超前消费付出代价。更糟糕的是,这些凯恩斯主义说辞之后通常还会伴随着情感慰藉,类似于“我们借钱是为了投资将来,不这么做就是在亏待自己”。

许多人假装有一个源于凯恩斯伟大洞见的奇迹般的现代发现:支出才是一切,通过确保支出在高位运行,债务可以无限增长,储蓄可以不存在。事实上,这种政策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衰落时期,颓废的罗马皇帝们就这么干过,只不过现在是通过政府发行的纸币执行罢了。与使用金属货币相比,用纸币执行这一政策更加隐蔽,更易于管理,但结果是一样的。

20世纪炫耀性消费的狂欢与健全货币的破坏和凯恩斯主义高时间偏好思想的爆发有密切关系,他们将储蓄丑化,将消费神化,认为消费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储蓄动机的减弱与消费动机的增强相对应,随着利率被人为地不断下调,银行能够发放比以往更多的信贷,贷款的用途不再局限于投资,人们也可以贷款消费。信用卡和消费贷款允许人们去借钱消费,甚至不需要假装借钱是为了投资未来。此事大有讽刺意味,表明了被凯恩斯主义描述下的现代经济的无知:资本主义——以来自储蓄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被指责不能释放炫耀性消费的需求,这完全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当人们降低时间偏好,推迟即时满足,并投资于未来的时候,才是资本主义。如果说债务推动的大规模消费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组成部分,那么窒息就是呼吸的正常组成部分。

这也有助于解释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误解,即认为通过储蓄来推迟当前消费将导致工人失业,并导致经济生产停滞。凯恩斯为什么认为在任何时候消费水平都是经济状况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呢?这是因为不知道就业不仅存在于最终产品中,还存在于资本品的生产中,而资本品会在未来生产出最终产品。家族财富可观、从不苦于谋生的凯恩斯,对储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很强的概念。凯恩斯在观察经济衰退的同时观察到消费者支出下降和储蓄增加,于是就假设因果关系是,储蓄增加导致消费减少,再导致经济衰退。如果他学习一下资本理论就会明白,消费减少是对商业周期的自然反应,而商业周期又是由货币供给扩张引起的,我们将在第六章继续讨论这一点。他也会明白,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首先是延迟满足、进行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会延长生产周期的长度,改进生产方法,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他会意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富裕社会的富裕家庭的唯一原因是,他的祖先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积累资本、延迟满足和投资未来。但是,他好像没能理解富裕需要付出的劳动和牺牲,相反,他认为高消费是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债务和储蓄是对立的。如果储蓄可以造就资本积累和文明进步,那么债务就会通过减少资本在代际的积累,以及降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来逆转这种可能。不管是由于住房贷款、强制社保,还是由于更高的税率和债务货币化才能维持的政府债务,当前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可能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或者至少工业革命以来)第一代携带着父辈积累的负资产来到世界上的一代人。这代人普遍没有自己的储蓄和资本积累,因为他们不得不努力工作以偿还越来越高的债务利息,努力工作以维持自己注定享受不到的福利计划,他们要交更高的税,几乎无法储蓄以避免晚年凄凉。

从健全货币向贬值货币的转变,导致一两代人将之前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使负债成为应付大额开支的常用做法。100年前,大多数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储蓄来支付住房、教育或婚姻的费用,而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样的打算简直让人难以接受。今天,即使是富人也不会量入为出,相反,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财富获得更多的贷款,从而进行更大的支出。这样的安排偶一为之尚可接受,但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对社会资本存量的系统性消费——寅吃卯粮。

当货币被国有化,它就被置于政客的控制之下,他们只会着眼于任期内的几年,尽力促成自己连任。很自然,这会导致政策的短视,政客会滥用货币为他们的选战服务,不惜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正如门肯(H.L.Mencken)所说:“每次选举都是对赃物的提前拍卖。” 在一个货币自由而健全的社会里,个体必须对自己的资本使用做出决策,这些决策会长远影响他们的家庭。自然,有些人会做出不负责任的决策,伤害他们的后代,但那些负责的人,会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在主权货币时代,中央政府控制货币供给,打压储蓄意愿而刺激借贷意愿,以前的负责任的决策越来越难做出了。无论一个人多么节俭,他的孩子们都只会目睹储蓄贬值,而且还不得不纳更多的税为政府的慷慨通胀买单。

代际继承的减少削弱了家庭的力量,政府的无限资金增强了它对人民生活干预的能力,于是政府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能国家使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黯然失色,进而导致人们维持家庭的意愿减弱。

在传统的社会里,人们知道他们将来需要孩子来养老,所以他们会在年轻健康的时候组建家庭,并给他们的孩子尽可能好的生活。但是,如果长期投资总体上受到抑制,如果储蓄随着货币贬值可能产生反效果,这种投资的益处就会减少。进而,由于政客不停地向人们兜售这样的谎言:借助货币印刷机的魔力,可以获得永久的福利,退休金永不枯竭,于是对家庭的投资显得越来越没有价值。长此以往,组建家庭的动力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人最终过上了单身生活。伴侣不再提供必要的情感、精神和财务投入以维系婚姻,于是离婚率不断上升,即便是婚姻无恙,人们也会减少生育孩子。如果不能认识到是非健全货币让国家打翻了几千年来家庭扮演的很多基本角色,降低了家庭成员维护长期家庭关系的动力,就无法理解家庭破裂这一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于卷入时代大潮的个体而言,如果用政府的慷慨来取代家庭,可以说是不划算的。几项研究表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伴侣和孩子建立了长期的亲密的家庭纽带。许多研究还表明,由于家庭的破裂,在之后的人生中,抑郁症和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会上升,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家庭破裂往往是抑郁症和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

由于执行了一个从未对长远利益有任何兴趣的人的经济学说,导致了家庭的危机,这并非巧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低时间偏好的社会,有强烈的道德感、社会平和,家庭稳定,而凯恩斯则属于叛逆的一代,他们认为这些传统是需要被推翻的压抑的制度。必须理解凯恩斯希望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社会中看到什么,否则无法理解他的经济学。

 

创新:“从0到1”与“从1到多”

健全货币对一个社会时间偏好和未来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储蓄水平上,还体现在投资的项目类型上。在健全货币制度下,就像19世纪末那样,个人更有可能从事长期的投资,将大量可用资金投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项目。也正因如此,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诞生于19世纪末这个黄金时代。

在邦奇·布莱恩(Bunch Bryan)和赫勒曼斯·亚历山大(Hellemans Alexander)开创性的著作《科学技术史》中,他们汇编了科学技术史上最重要的8583项创新和发明。物理学家乔纳森·许布纳(Jonathan Huebner)统计了这些创新和发明发生的年份以及当年的全球人口,并对比了自黑暗时代以来每年发生创新和发明的人均速率。许布纳发现,尽管创新的总数在20世纪有所上升,但人均创新的数量的顶峰是在19世纪达到的。

审视一下那些发生在1914年以前的创新,更能真切地感受许布纳的结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现代世界其实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时代。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发明进行精炼、改进、优化、节约和普及的世纪。20世纪的眼花缭乱让人们很容易忘了,其实真正的发明、真正改变世界的创新,几乎都是在黄金时代出现的。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他的畅销书《从0到1》(From Zero to One)中讨论了远见卓识者的影响。这些远见卓识者通过新技术的首个成功示范,创造一个新世界。用他的话说,一项技术“从0到1”的成功示范,是创新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而“从1到多”的转变则是规模、营销和优化的问题。我们当中那些迷恋进步主义的人可能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即1914年以前实施健全货币的世界是0到1的世界,而1914年以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世界只是从1到多的世界。从1到多的发展虽然也是进步,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思考,为什么在现代货币体系下没有出现那么多“从0到1”的创新。

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使用的大多数技术都是在金本位的19世纪发明的,支撑这些发明的资金来自于储蓄者不断增长的资本存量。这些储蓄者以健全货币存储财富,所存储的价值不会迅速贬值。在这里我将19世纪出现的一些最重要的创新摘述如下:

·冷热自来水、室内厕所、管道系统、中央供暖。今天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会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有没有这些东西就是生与死的区别。它们使人类得以有效地控制全球大多数传染病,并使城市得以发展,不会总是受到疾病的祸害。

·电力、内燃机、批量生产。现代工业社会的建成离不开不断增加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利用,没有碳氢化合物的利用就不可能有任何现代文明的标志。这些能源和工业的基础技术是在19世纪发明的。

·汽车、飞机、地铁、电梯。城市街道没有被马粪填满,我们还可以环游世界,这都要感谢美好年代。汽车是卡尔·本茨(Karl Benz)在1885年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1906年发明的,地铁是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在1843年发明的,电梯是伊莱沙·奥的斯(Elisha Otis)在1852年发明的。

·心脏手术、器官移植、阑尾切除术、婴儿保温箱、放射治疗、麻醉药、阿司匹林、血型和输血、维生素、心电图、听诊器。外科和现代医学的最大进步也要归功于“美好年代”。现代卫生设施和可靠的碳氢物能源的引入,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适得其反的医疗手段,改变了医生照顾病人的方式。

·石油衍生化学品、不锈钢、氮肥。所有让现代生活成为可能的工业物质和材料,都源于“美好年代”的变革和创新,这些创新使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塑料,以及所有的塑料制成品,都是对石油衍生化学物质的利用。

·电话、电报、录音、彩色摄像、电影。虽然我们愿意认为,所谓现代,是一个大规模电信联通的时代,但实际上,20世纪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只是对19世纪创新的改进。第一台计算机是巴贝奇计算机,由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于1833年设计,由他的儿子亨利·巴贝奇(Henry Babbage)于1888年完成。如果说1843年电报发明后,互联网和它所包含的一切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可能有些夸张,但最深处的事实确实如此。电报使不需要信使的通信成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电报的发明是电信“从0到1”的时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所有的神奇,都是“从1到多”的改进。

 

艺术的繁荣

健全货币对人类繁荣的贡献不仅限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它的贡献在艺术界也有生动的展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座城市引领欧洲采用健全货币,同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艺术家在文艺复兴中领袖群伦,这并非巧合。巴洛克风格、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流派的艺术家都是由持有健全货币的富人资助的,这些富人的时间偏好非常低,可以为艺术杰作的诞生耐心等待数年甚至数十年。欧洲教堂令人惊叹的圆顶,由像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这样无与伦比的建筑师和艺术家经过几十年的精心设计和装饰而成,这些杰作都是在持有健全货币的时间偏好很低的赞助人的资助下完成的。打动这些赞助者的唯一方法就是创作出历久不衰的艺术品,使他们的名字作为伟大收藏品的拥有者和伟大艺术家的赞助者永垂不朽。这就是为什么佛罗伦斯的美第奇家族更因为他们对艺术的赞助,而非在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创新而被大众所熟知,尽管后者的影响可能要比前者深远得多。

同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以及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的作品,都使今天在工作室批量制造的、在几分钟内录制下来的、向人们兜售本能快感的音乐相形见绌。黄金时代的音乐与灵魂对话,唤醒人的灵魂,使他们想起比日常琐事更崇高的使命,今天的音乐噪声则沉溺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分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让人们沉溺于眼前的感官享受,而不去考虑长远或任何更深刻的东西。是硬通货滋养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软通货只能滋生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的电臀舞。

在健全货币和低时间偏好的时期,艺术家致力于精进技艺,以求创造出有价值的不朽作品。他们不惜花费数年时间打磨复杂的技术和细节,完善作品,直到超越前人,让赞助人和公众惊叹不已。若没有多年的勤学苦练,没有人有资格被称作艺术家。艺术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教训公众什么是艺术,不会口若悬河地解释花一天时间粗制滥造的作品为什么意义深远。巴赫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天才,也不会长篇大论地解释为什么他的音乐比别人的好;相反,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艺术。米开朗基罗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西斯廷教堂穹顶的壁画上,为了创作,一天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甚至写了一首诗来描述这场苦难:

我在这逼仄的地方肿着脖子

像伦巴第臭水沟里挣扎的猫

或者像别处的挣扎一样艰辛

我保持着肚子上引的奇怪姿势

弯向脊背的是头颅,朝向天空的是胡子

胸骨突起如竖琴

油彩滴落厚度不均

在我脸上层层粉饰

腰椎像杠杆一样在腹内磨

屁股像兜带一样撑住重量

双脚不由自主地前后摆动

前胸的皮肤又松又活

后背的皮肤又硬又僵

展开的身体像拉开的叙利亚弓

我明白,这些虚伪和古怪

是视力和大脑的衰退在作祟

歪斜的枪怎能有战果

来吧,乔瓦尼,来吧,

拯救我该死的画和名声

这地方太糟糕,绘画成为我的噩梦

只有像这样经过几十年的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这些天才才创作出了不朽的杰作,使他们成为不朽的大师。在货币不健全的时代,没有哪个艺术家有如此低的时间偏好,可以像米开朗基罗或巴赫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去完善技艺。漫步在现代艺术画廊里,你随处可见不需要付出努力也不需要天赋的艺术作品,它们和一个无聊的6岁小孩的作品也没什么两样。现代的艺术家用自命不凡、惊悚、愤怒和存在主义的焦虑取代了技艺和长时间的练习,以此来让观众为他们的艺术买单,他们常常假装艺术作品包含着某些政治理想,假装自己在玩深沉。我认为,现代艺术是在戏谑、恶作剧等方面耍小聪明。

随着政府货币取代了健全货币,时间偏好较低、品位高雅的赞助人已经被官僚取代,这些官僚对艺术的品位和他们对政治的安排一样糟糕。自然,美和不朽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夸夸其谈的能力和给官僚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官僚们控制着大型画廊和博物馆的主要资金源,这些画廊和博物馆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艺术品位和艺术教育标准的垄断者。现在,艺术家和捐赠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和竞争被官僚们不负责任的规划所取代,其后果可想而知。在自由市场中,赢家总是那些提供公众认为最好作品的人。当政府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时,那些公务员就成了品位和美感的仲裁者。艺术的成功不再由那些通过几代人的智慧和较低时间偏好积累了财富的人来决定,而是由那些官僚系统中的机会主义者决定。

他们以法币为燃料,控制的触手越深越长,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划拨预算,通过各种渠道资助艺术和艺术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秘密干预艺术的离奇和难以置信的故事层出不穷。最近爆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助并推广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人的作品。只有在不健全货币之下,我们才能看到这场艺术灾难。

马克·罗斯科的“艺术品”只花几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却可以卖给手握几百万不健全货币的轻信的收藏者,这显然巩固了现代艺术品的地位,即我们这个时代最赚钱的快速致富骗局。现代艺术家不需要天赋、勤奋或努力,当向暴发户讲述为什么画布上的颜料飞溅不是可怕轻率的失误时,只需要摆出严肃的面孔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即可,富人们无法理解这些不可解释的艺术作品,但却可以轻易地开出一张丰厚的支票。

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现代艺术世界中像罗斯科这样的人占据了优势,还有与过去的伟大时代相比,现代明显缺乏伟大的杰作。人们无法忽略这样的现实:如今没有多少堪与西斯廷教堂比肩的伟大艺术,也没有多少作品可以与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卡拉瓦乔或维米尔的伟大画作相提并论。再加上,如果你意识到,与黄金时代相比,技术和工业化的进步已经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各方面的能力,这个对比就更令人惊讶了。

西斯廷教堂让观众敬畏不已,任何对其内容、方法和历史的进一步解释,都将敬畏转化为对其思想深度、技艺和辛勤工作的由衷赞叹。而在罗斯科的作品暴得大名之前,若把它们放在街边,恐怕最厉害的艺术评论家也不会认为这是伟大的艺术,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们。只有在一批又一批的评论家花费数不清的时间,故作神秘地反复宣传之后,那些没有主见的人和要装点门面的暴发户才开始假装它们含义深远,并支付大价钱将其买下。当然,用的是不健全的现代货币。

所谓的现代艺术家,在现代艺术殿堂肆意挥洒创意多年以后,一些作品也浮出水面成为“经典”,但只有现代艺术爱好者才会蜂拥而至对这些作品表达赞叹,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位之空虚。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家”,如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翠西·艾敏(Tracey Emin)、意大利组合萨拉·戈德施米德(Sara Goldschmied)和埃莉诺拉·基娅拉(Eleonora Chiari)等人来说,偶尔会扔掉画的清洁工比那些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安全感的暴发户更有眼光。

忽略所有这些毫无价值的涂鸦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放眼未来,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话说回来,没有人会根据无能的车管所员工在倒班时打盹,把怨气发泄在倒霉顾客身上的行为来评判美国。也许我们不应该根据政府工作人员编造的一堆堆一文不值的故事来评判我们的时代,就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艺术成就一样。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东西越来越少。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是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彻底批判,他总结道:“从那以后,20世纪所做的贡献和创造,都只是通过分析来进行完善或通过模仿和解构来进行批评。”巴尔赞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因为它包含了大量令人沮丧的事实,一旦克服了固有的偏见,不再相信进步是必然的,不再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在文化和修养方面不如我们的祖先,就如同戴克里先时代的罗马人满足于从国王膨胀的支出中分一杯羹,醉心于斗兽场的野蛮景象,无法与恺撒时代通过艰苦工作赚取奥雷金币的伟大罗马人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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