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itcoin Standard》(比特币本位)简体中文版《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信息系统

资本主义的信息系统| 第六章 |

造成失业潮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政府剥夺了企业出产优质通货的能力。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主要功能,是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能够以货币为衡量尺度,进行经济上的计划和计算。人类的经济生产是从非常原始的形态开始的,如果没有固定的参照物,不能比较不同对象的价值,个体就难以做出生产、消费和交换的决策。这种特性,即记账单位,是货币属性中仅次于交易中介和价值储存的第三个重要属性。为了理解这一属性对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很多聪明人的做法,在试图理解经济问题时,从已故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之一。不像高度理论化、无关宏旨、少有人看的现代学术研究,这篇11页的文章在发表70年后仍被广泛阅读,对全世界许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在创建互联网上最重要的网站之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聚合知识体系维基百科的过程中,这篇文章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表示,他是在阅读了哈耶克的这篇文章以及哈耶克对知识的解释后,产生了建立维基百科的想法。

哈耶克解释说,不同于流行的初级的理解,经济问题不仅是分配资源和产品的问题,更准确地说,经济问题是在任何个人或实体都不掌握全部知识的情况下分配资源和产品的问题。生产条件、获取生产要素的便利性、生产要素的丰富性以及个人偏好等事关经济决策的知识,不是某一个实体能够完全掌握的。而且,关于经济状况的知识,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标准答案,要根据人们关心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的个人决策加以区分和定位。每个人都要学习和理解与他们相关的经济信息。聪明和勤奋的人会长时间钻研他们所在的行业,以期成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威。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五花八门各行其是的个人决策,合起来形成了功能完备且运行流畅的市场,并不需要聚合全部信息的超级大脑替每个人决策。把所有知识集中到一个决策者手中的疯狂举动根本上就是多此一举。

在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中,价格就是知识,就是传递经济信息的信号。决策者只能通过相关商品的价格来制定和执行决策。价格因素是对所有市场条件的精炼,是个体可以参考的变量。反过来,每个人的决策都会反映在未来的价格形成中。任何中央权威都不可能将所有参与价格形成的信息内部化,也不可能取代价格的职能。

要理解哈耶克的观点,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地震严重破坏了全球某种大宗商品主要生产国的基础设施。比如2010年的智利地震,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国。地震发生在拥有大量铜矿的地区,对铜矿和出口铜的港口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意味着全球市场上铜的供给减少,并立即导致铜价上涨6.2%。世界上任何与这个市场相关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并不是非得了解了有关地震、智利和市场状况的信息,才能决定下一步如何做。价格上涨本身就包含了他们需要的所有相关信息。现在,价格上升,所有需要铜的公司都会在价格的驱动下减少铜需求,推迟购买非急需的铜,并寻找铜的替代品。与此同时,上涨的价格给了世界其他地方的铜生产商动力,促使它们生产更多的铜,以便从价格上涨中获利。

单纯通过铜价的上涨,世界各地与铜相关的产业就可以采取相应行动,减轻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他生产商供给增多,而客户需求减少。结果,地震造成的供给短缺并不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而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可以帮助采矿业重建基础设施。几天之内,价格就恢复了正常。随着全球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突发事件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轻,因为做市商有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能够以最小的波动迅速绕过这些干扰。

价格是知识(经济信息)传播的方式,为了理解它的力量,我们想象一下,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天,全世界铜业不再是由市场主导,而被一个专门的机构接管,这意味着生产的分配不再依赖于价格。这样的机构怎么知道如何应对地震呢?在全球众多的铜生产商中,它将如何决定哪些生产商应该增产,增产多少?在价格体系中,每家公司的管理层都会通过比对铜价及其生产所需的其他投入,得出收益最高的生产计划。许多专业人士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得出答案,他们在公司服务多年,对公司的了解远远超过那些不依靠价格信号的中央规划者。此外,如果不通过价格信号让消费者自己做出选择,规划者又将如何决定哪些客户应该减少消费,以及减少多少?

无论该机构能收集多少客观数据,它永远也不可能获取所有的影响每一个个体决策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分散的,个人的偏好和对客体的估值五花八门。因此,价格不仅是资本家获利的工具,还是经济生产的信息系统,价格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知识,协调复杂的生产过程。任何试图取消价格的经济制度都将导致经济活动的彻底崩溃,让人类社会回到原始状态。

价格是市场经济中唯一使贸易和专业化得以发生的机制。如果不诉诸价格,人类就无法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中获益,从而越过小范围的原始劳动阶段。贸易使生产者专门生产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即他们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的产品,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只有以通用的交易中介表达的准确价格,人们才有可能确定他们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业。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专业化将使生产者在实践中学习,更重要的是,积累与之相关的资本,进一步提高这些产品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即使没有固有的相对成本的差异,专业化也将让每个生产者积累相关的资本,从而增加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减少他们的边际生产成本,进而与那些专门从事其他产品生产的人互相贸易。

 

中央计划制资本市场

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价格体系对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明白它在资本的积累和分配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关于这些,我们需要在米塞斯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米塞斯揭示的中央计划的致命缺陷是,如果没有源自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中央计划将失败在经济核算上,其中以资本品的分配最为关键。如前所述,资本生产会涉及越来越复杂的生产方法、越来越长的时间周期和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不是用于当下自身的消费,而是参与将来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复杂的生产结构只能源自个体计算的复杂网络,每种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者基于自己的经济核算,买入原料输出产品,构成了这个复杂的网络。生产率最高的配置只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形成,即资本品生产率最高的用户出价最高。资本品的供给和需求产生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经济决策的不停迭代。

在中央计划制中,政府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使其成为经济中所有资本品的唯一买家和买家。这种集中扼杀了真实的市场功能,使基于价格的合理决策变得不可能。如果没有独立主体自由竞标的资本市场,就不能确定资本总价或单个资本品的价格。没有价格来反映资本品的相对供求关系,就无法找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方式,也就不能确定每种资本品的产量。在政府拥有钢铁厂,同时还拥有所有利用钢铁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世界里,钢铁和各种钢铁制成品不会有价格,因此也无从知道如何利用钢铁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既然政府同时拥有汽车厂和火车厂,而且汽车和火车的分配是通过强制命令进行的,那么面对制造汽车和制造火车两个选项,政府如何分配其有限的钢铁呢?如果没有价格体系让人们在火车出行和汽车出行之间做出选择,就没有办法知道最优配置是什么,也没有办法知道哪里最需要钢铁。企图通过民意调查获知人们的需求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价格来反映人们在权衡中付出的真实机会成本,那答案就毫无意义。没有价格的泛泛调查会显示,每个人都想拥有法拉利,但是,当付出真金白银时,很少有人选择法拉利。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知道每个人的真正偏好,也无法在分配资源时最好地满足每个人的真实需求。

此外,当政府控制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原材料时,由于缺少价格机制,就无法协调各种资本品的生产,也无法让所有工厂都有效运转起来。稀缺性是所有经济学的出发点,原材料总是有限的,分配中的权衡不可避免。因此,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分配到钢铁生产中,就必须以不能生产更多的铜为代价。在自由市场中,当下游工厂对钢铁和铜的需求不同时,它们就在市场上制造了钢铁和铜的不同稀缺度和丰裕度,进而,价格指标将驱动铜和钢铁的生产商去竞争各自的生产原料。中央计划者对这个由火车、汽车、铜、钢铁、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个体偏好和机会成本组成的网络一无所知。没有价格,就没有办法计算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如何生产最优的产品,最终结果必然是生产的完全崩溃。

不过,以上只是计算问题的一个方面,仅涉及静态市场中现有产品的生产。然而,经济事务中没有什么是静态的,人们会不停地寻求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生产新产品,寻找更多更好的生产方法,这样一来,问题就更明显了。人类不断改进、完善和创新的冲动给中央计划体制带来了最棘手的问题。即使中央计划体制能成功地管理静态经济,它也无力适应变化,无法与企业家精神相容。中央计划制度怎么能对不存在的技术和创新进行计算呢?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产品是否有用的时候,生产要素如何分配给这些技术和创新呢?

那些将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混为一谈的人,对真正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种管理制度,而是一种企业家制度。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进行以上这么多阐述,并不是为了专门批驳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以上阐述是要解释清楚,通过价格来进行资本配置和生产决策,与通过计划来进行资本配置和生产决策,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在当今世界,尽管绝大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负责资本品分配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然而,在最重要的市场,即资本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构。自由市场被认为是买卖双方可以按照自行约定的条款自由交易、进出自由的市场:任何第三方不得限制买家或卖家进入市场,任何第三方不得对在市场上无法交易的买方或卖方进行补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具备这些特征。

现代经济中的资本市场由可贷资金市场组成。随着生产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生产周期变得更长,个人不再自行储蓄资金,而是通过各种机构将储蓄出借给专门从事生产的企业。利率是出借人从贷款中获得资金的价格,也是借款方为获得资金而支付的价格。

在可贷资金的自由市场中,与所有供给曲线一样,这些资金的供给量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换句话说,利率越高,人们就越倾向于储蓄,并把他们的储蓄提供给企业家和企业。此外,贷款需求与利率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当利率上升时,企业家和企业会减少借贷。

在自由的资本市场中,利率是正的,因为人们的时间偏好是正的,除非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的钱,否则没有人会放弃现在的钱。一个拥有很多低时间偏好个体的社会,很可能拥有大量储蓄,从而利率较低,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本,并带来未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当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上升,储蓄会降低,利率会升高,生产者能借到的资本也会减少。和平的、保障财产权的和经济自由度高的社会,相对来说整体时间偏好可能会比较低,因为这样的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让他们更少低估自己的未来。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利率反映了其文化水平:人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越高,他们的储蓄就越多,利率就越低。

但由于现代中央银行的发明,以及它对最关键的市场,即资本市场的不断干预,今天的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的资本市场都不是这样运作的。中央银行通过各种货币工具,通过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决定着利率和可贷资金的供给。

要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就要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即每当银行放贷时,它都是在创造货币。今天的银行体系都执行部分准备金制度,举世皆然,银行出借的资金不仅来自客户的长期储蓄,还包括他们的活期存款。换句话说,活期储蓄的客户可以随时把钱提走,但同时,这笔钱又已经作为贷款发放给了借款人。银行实质上凭空变出了新的钱,这样就能一边把钱贷出去,一边又能应付存款人的取款需求。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货币供给量。这成为现代货币供给与利率关系的基础:当利率下降时,贷款就会增加,从而导致货币创造的增加和货币供给的增加;利率的上升会导致贷款的减少和货币供给的收缩,或者至少会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

 

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

在自由的资本市场中,市场参与者根据利率做出的选择左右了市场可贷资金的供给,而在拥有中央银行和部分准备金银行的经济体中,可贷资金的供给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的,他们会受到政界、银行家、媒体的影响,甚至有时候会受到军方的影响。

对经济学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价格控制的危险清晰可辨。如果政府将苹果限价,并阻止其流动,结果是要么出现短缺,要么出现过剩,以及生产不足或过剩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在资本市场上,事情是类似的,但影响要严重得多,因为资本市场影响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因为资本会参与每一种商品的生产。

首先,可贷资金与实际资本品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在拥有健全货币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储蓄者只有推迟消费才能进行储蓄。作为储蓄存在银行里的钱是人们压缩消费开支得到的,这些人延迟了当前消费给他们带来的满足,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满足。储蓄的确切数额就是生产者可贷资金的数额。资本品的供给与消费的减少密不可分:物质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品从生产最终消费品转向了生产资本品。临时工从汽车销售转向汽车生产,如谚语所说,“种子会埋到地里而不是被吃掉”。

稀缺性是所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其最重要的含义是每一件事都包含机会成本。在资本市场,资本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消费,消费的机会成本则是放弃投资。利率是调节二者关系的价格信号:人们的投资需求变多的时候,利率会上升,于是刺激储蓄者把更多的钱存起来;利率下降的时候,有利于投资者进行更多的投资,投资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更长的生产周期。因此,低利率下会产生更长久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社会从使用钓竿钓鱼转向使用燃油驱动的大型船只捕鱼。

资本品与可贷资金市场之间的联系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活动日趋先进复杂而改变,但现在它却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不清。拥有中央银行的现代经济是这样建立的:它忽略了基本的权衡,假定不需要消费者放弃消费,银行可以通过货币创造来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储蓄与可贷资金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以至于经济学教科书甚至不再教授储蓄与可贷资金之间的联系,更不会告诉读者忽略这一点的灾难性后果。

央行管理货币供给和利率时,储蓄和可贷资金之间必然存在错位。央行通常致力于刺激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因此,它们往往会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导致可贷资金的数量大于储蓄。在人为压低的利率水平下,企业为启动一个项目进行的负债量超过了储蓄者通过储蓄提供的资金量。换句话说,延迟消费的价值小于借入资本的价值。如果没有足够的延迟消费,一开始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移到生产较高阶的资本品。归根结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消费者的储蓄减少了,可供投资者使用的资本也会减少。印刷新的纸币或者给纸币上的数字进位,并不能真的弥补储蓄的不足,也不会神奇地增加社会的真实资本存量,它只会使现有货币贬值,并扭曲价格。

这种资金短缺不会立即显现,银行和央行可以为借款者创造足够的资金,毕竟这是使用不健全货币的主要好处。在使用健全货币的经济体中,这种对资本价格的操纵是不可能的:一旦利率被人为压低,借款人可用资本的短缺就会暴露出银行储蓄的不足,然后导致利率上升,从而降低贷款需求,增加储蓄供给,直到两者匹配为止。

不健全货币使这种操纵成为可能,当然只是暂时的,因为欺骗不可能永不失效。人为压低的利率和过量印制的钞票欺骗了生产者,使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过量使用资本资源。这些背后没有真正延迟消费的过量资金,会刺激更多的生产商积极借贷,让他们误以为,可以使用这些资金购买生产过程所需的所有资本品。越来越多的生产商竞争资本品和资源,而这些资本品和资源的数量实际上没有他们想象得多,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时候,被操纵货币掩盖的事实终于暴露,在上涨后新的资本品价格下,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很多资本投资同时崩溃。这些项目就是米塞斯所说的“不当投资”。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扭曲,这些投资是不可能发生的,一旦通过操纵进行的资本的不当配置被暴露出来,这些投资就不可能善终。央行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使价格扭曲,导致投资者误判,从而带来更多的不当投资,但央行的干预不能增加真实的可用资本的数量。所以,这些过量的资本投资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最终造成不必要的资本浪费。与此同时,由于大批项目烂尾,整体失业率会上升。当整个经济体过度扩张,同时企业也出现问题时,就会发生所谓的经济衰退。

只有了解资本结构,明白利率操纵如何摧毁了资本积累的动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衰退和商业周期的波动。商业周期是利率操纵的自然结果,利率操纵扭曲资本市场,通过银行的不健全货币,让投资者误以为他们可以获得不存在的资本。与凯恩斯主义的解释相反,商业周期并不是萎靡不振的“动物精神”造成的神秘现象,在中央银行家南辕北辙之后,商业周期的真正原因被人们忽视了。经济逻辑清楚地表明,衰退是利率操纵的必然结果,正如短缺是价格设置上限的必然结果。

可以借用米塞斯著作中的一个类比(略加修饰)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把社会的资本存量想象成砖块,而把央行想象成负责建造房屋的开发商。每建一栋房子需要1万块砖,开发商正在寻找能够建造100栋房子的承包商,也就是总共需要100万块砖。但是,有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承包商意识到,如果自己能提交投标书,承诺可以用80万块砖建造120栋同样的房子,就有更大的概率赢得合同。这种行为和利率操纵是一样的,减少了资本供给,却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实际上,120栋房屋需要120万块砖,但他只有80万块砖可用。80万块砖可以让建造120栋房屋的工程开工,但不足以让它们完工。开工后,开发商会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于神奇的凯恩斯主义魔法,他正在用80%的成本获得120%的结果,于是他用节省下来的20%的成本为自己买了一艘新游艇。但诡计无法持久,因为很明显,这些房屋无法完工,工程终将中止。承包商不仅交不出120栋房子,他也交不出任何房子,相反,他只能留给开发商120座烂尾房,一堆没有屋顶的无用砖块。承包商的诡计减少了开发商的资金支出,也使房屋少于在准确的价格信号下本应建成的数量。如果开发商将工程交给诚实的承包商,他将获得100栋房子。但是与扭曲数据的凯恩斯主义承包商合作,资本的分配没有现实基础,开发商会不断继续浪费自己的资本。如果开发商能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错误,那么在建造120栋房屋上浪费的资金可能会比较少,更换新的承包商就可以利用剩余的砖块建造90栋房屋。如果开发商在资金耗尽之前都不能看清事实,他将只能获得120栋烂尾房。这些房子毫无价值,没有人愿意花钱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

当央行引导银行通过放贷创造更多货币,操纵利率低于市场清算价格的时候,它们就在一边减少社会上可用的储蓄,一边增加借款者的需求,同时将借来的资金投向无法完成的项目。货币形式越不健全,央行就越容易操纵利率,商业周期就会越剧烈波动。货币的历史证明,当货币供给受到操纵时,商业周期的波动和经济衰退要比不受操纵时严重得多。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市场体系统治着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没有资本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运转。资本的价格是通过供求关系产生的,而资本家的决策是由准确的价格信号驱动的。央行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是所有衰退和所有危机的根源,但是大多数政客、记者、学者和左翼活动人士喜欢将这些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实际上,正是由于货币供给的中央计划,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才会被破坏,从而导致经济的广泛混乱。

只要政府走上货币供给膨胀的道路,负面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央行停止通货膨胀、利率上升,那么许多已经开工的项目就会暴露出无利可图的真实面目,只能中止。暴露出了资源和资本的错配,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衰退。如果央行继续其无限制通胀的过程,就会扩大经济中资源错配的规模,浪费更多的资本,使终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衰退更加痛苦。凯恩斯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所谓免费午餐,最后需要付更大的价钱,这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现在骑虎难下:通胀要持续多久呢?如果我们从通胀之虎的背上跳下来,我们马上就会被吃掉;如果我们任由通胀越跑越快,在虎背上勉力维持,最后的结果也难逃一死!幸运的是,我老了,无所谓了,不用看这最终的下场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央行计划货币的供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这是最自负的安排,让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处于少数人的命令之下,这些人自以为可以将庞大、难以捉摸又雷霆万钧的资本市场玩弄于股掌之间。想象央行能够“预防”“抗击”或“管理”衰退,就像让纵火犯负责消防一样,不切实际。

健全货币是由市场选择的,它的相对稳定性可以实现是基于自由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个体决策。依赖中央计划的不健全货币,本质上是受控制的,无法生成准确的价格信号。在几个世纪的价格控制中,中央计划者总是试图找到那个神秘的最佳价格,以实现他们想要的目标,但都没有成功。价格控制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央计划者不能选择正确的价格,而是强加一个价格——不管是任何价格,这阻止了通过价格来协调市场参与方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市场过程,进而导致必然的短缺或者过剩。同样,信贷市场的中央计划也必然失败,因为它破坏了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准确的信号和激励,管理他们的消费和生产。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所解释的,资本市场中央计划失败的表现形式就是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这种失调现象被视为市场经济的正常组成部分也不奇怪,毕竟,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央行控制利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常组成部分。在这个领域,各国央行的表现纪录相当糟糕,尤其是与没有中央计划和干预货币供给的时期相比。1914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美联储)在1920~1921年大幅削减储备,终止于1929年的经济泡沫破裂,余波一直持续到1945年年底。从那时起,萧条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成为经济中令人头疼的惯常现象,政府则以积极应对衰退为由,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

审视一下瑞士(健全货币的最后堡垒)的经济,就会发现健全货币的好处。瑞士一直保持其货币与黄金的锚定,直到1992年做出令人遗憾的决策——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允许成员方的货币锚定黄金,瑞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经济开始体验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状况。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瑞士的失业率几乎一直为零,几乎从未超过1%;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失业率在几年内上升到5%,几乎再也不曾降到2%以下(见图6-1)。


图6-1 瑞士失业率

当我们将经济萧条时期与金本位时期做对比时,应当时刻谨记,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金本位制度远远不是健全货币的完美形式。19世纪的金本位有着诸多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银行和政府提供的货币和信贷供给经常超过它们自身的黄金储备,这会引起与20世纪相似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区别仅仅是,19世纪的商业周期程度上要轻很多。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就能超越凯恩斯主义流行以来经济学教科书里惯常的论述,更清楚地了解现代货币史。货币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J.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被认为是有关美国货币史的权威著作。这本888页的大部头,汇集了数量惊人的事实、细节、统计数据和分析工具,却一次都没有向读者解释关键问题:经济危机和萧条的起因。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著作的根本缺陷是现代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典型缺陷:经济研究成为一种用严谨的形式代替逻辑的精致练习。一个世纪以来,金融危机反复影响美国经济,这本书系统而有条理地避开了对原因的追问,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数据、事实、琐事和细节淹没了读者。

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经济衰退是政府对金融危机、银行挤兑和紧缩崩溃反应不够迅速的结果,问题在于政府未能及时增加货币供给,重振银行部门。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式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因为经济问题批评政府,但有缺陷的推理得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应采取更多干预措施。书中一个明显的错误是,作者未讨论是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银行挤兑和货币供给的通缩崩溃。正如我们从对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讨论中所看到的,经济全面衰退的唯一原因是一开始货币供给的通胀。规避了寻找终极病因的重担之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放心地将病因当作解药,并推荐给读者:各国政府需要积极介入,调整银行体系的资本结构,并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之初就增加流动性。你可能开始明白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如此讨厌逻辑因果关系,因为逻辑会拆穿他们几乎所有的解决方案。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中的内容是从1867年开始写起,所以他们分析1873年经济衰退的原因时,完全忽略了美国政府为了给美国南北战争提供资金而印刷“绿背美钞”这件“小事”  ,这件“小事”恰恰是导致衰退的根本原因。这一模式贯穿了整本书。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几乎没有讨论1893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他们暗指是因为黄金不足以满足货币需求才引发了对白银的需求,然后就用那年经济衰退的琐事淹没了读者。他们没有提到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白银采购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购入大量白银并发行相应的白银美元。当时白银正在世界范围内失去货币角色,持有白银或白银美元的人自然会试图将它们兑换成黄金,导致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枯竭。实际上,假装白银依然是货币,货币供给是增加的,财政部被误导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扩张。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债贬值、金融泡沫,之后随着黄金储备消耗加快,泡沫破裂了。任何粗略了解货币理论的人,阅读一下任何一本涉及那个时期的历史书,都会看到这一点,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令人印象深刻地回避了。

对于美国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货币扩张,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讨论1920年经济衰退时又选择了忽略。尽管在分析中没有提及,但他们的数据显示,1914年6月~1920年5月,货币存量增加了115%。其中只有26%的增长是黄金持有量的增加带来的,这意味着,其余89%的增长是政府、银行和美联储操纵的。这才是1920年萧条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再一次被回避了。

最奇怪的是,他们为何完全忽略了1920~1921年萧条的复苏,那次被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称为“最后一次实现充分就业的自然复苏”,当时,税收和政府开支减少,工资得以自由调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充分就业。1920年的萧条是美国历史上产出下降最快的萧条之一(1920年9月~1921年7月,在10个月内下降了9%),同时也是恢复最快的。其他萧条发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增加货币供给,增加政府开支,经济缓慢复苏。

当每个人都试图从大萧条中吸取教训时,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却从未提及1920年的萧条,也从未试图了解为什么这次萧条恢复得如此迅速。当时的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拒绝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怂恿,坚守自由市场。错误的投资被清算,其中的劳动力和资本很快被重新分配到新的投资中。失业率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这次快速恢复恰恰是由于政府没有采取干预措施,没有加深最开始它造成的扭曲。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建议截然相反,因此,他们的著作中又回避了这件事。

这本书最著名的章节是第七章,此章专注于论述大萧条。这一章开始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而第六章则结束于1921年。1921~1929年10月的这段时间,必然孕育着大萧条的诸多起因,而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看来,在他们888页的皇皇巨著中,这段时间一页都不配占有。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只是简要地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物价水平并没有上升得太快,因此得出结论,这段时期没有通货膨胀,大萧条的原因不可能是通货膨胀。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本该导致价格下降。当时,美联储试图通过超发美元帮助英格兰银行阻止黄金外流,而英格兰银行黄金外流的原因,恰恰是英国为了阻止工资水平下降而实施了通胀政策。实际上,当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货币膨胀,但是由于货币供给增加和经济快速增长对价格的作用是相反的,因此整体看来价格水平没有大幅上升——价格的上升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转化为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因为货币主要被美联储引导去刺激股市和楼市了。1921~1929年,美元货币供应量增长了68.1%,而黄金库存只增长了15%。这些没有黄金储备做支撑的美元存量,正是引发大萧条的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货币主义之父”,在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价格水平科学管理”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美国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费雪曾设想,通过广泛的数据收集和科学管理可以如臂使指一般控制货币增量和资产价格,确保价格水平保持稳定。1929年10月16日,费雪在《纽约时报》上自豪地宣称,股市已经达到了“永恒的高原”。 1929年10月24日,股市崩盘,然后,大萧条深入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费雪去世后好几年,股市才重新回到1929年费雪宣称的“永恒的高原”。所以,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欧文·费雪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20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在股市上堆出了巨大的虚幻的财富泡沫,崩盘正是必然结果。一旦货币扩张有所放缓,泡沫就不可避免地要破裂。一旦泡沫破裂,就意味着泡沫中所有虚幻的财富将在通货紧缩螺旋中消失。财富消失,银行难以履行自己的义务,挤兑不可避免。这暴露了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命门——灾难迟早发生。鉴于此,虽然企业和股市的损失无力回天,保障个人的存款安全似乎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应尽之责。但真正的唯一解决之道,是让银行承担后果,让迟到的清算得以进行,让价格下跌。诚然,这种解决方案必将经历一次痛苦的衰退,但这正是一开始就不应该进行货币扩张的原因!试图通过注入更多流动性来避免衰退,只会使最初导致危机的扭曲更加扭曲,使终将到来的局面更加棘手。

货币扩张错误地配置了资源,创造出虚幻财富,而这些财富必须消失,市场才能恢复正常的价格机制,才能正常运作。虚幻的财富是引起经济崩溃的导火索。继续把虚幻的财富放在原来的位置,相当于继续给空中楼阁添砖加瓦,只会迎来下一次规模更大、力度更大的衰退。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29年之前的那个时代不屑一顾,认为它与股市崩盘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们得出结论称,导致股市崩盘演变为一场世纪大萧条的,仅仅是美联储对崩盘的不当反应。他们称,如果美联储及时打开货币水龙头放水,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那么,对于经济大势来说,股市的损失基本上就无关紧要了,之后也不会有更大的萧条。实际上,美联储为应对危机做了货币扩张,不过这一事实又被海量的数据淹没了。美联储确实试图缓解银行业的流动性短缺,但未能阻止经济崩溃,这并不是因为美联储决心不够,而是因为资本配置不当,以及第四章讨论过的严重的干预政策造成整个经济的崩溃,非放水才可以奏效。

在这部巨著中,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未得到解答,暴露出全书逻辑上的明显漏洞。第一,为什么没有比较1920年萧条和1929年大萧条?尽管美联储没有如作者建议的那样进行干预,1920年的萧条也并未迁延日久、愈演愈烈。第二,除了国会指使财政部如中央银行那般行事的两次(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印刷“绿背美钞”,1890年试图重新将白银货币化)之外,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没有中央银行的时候,从未发生经济危机?第三,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1873~1890年,在没有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受到严格限制,价格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出现了最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没发生任何经济危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只是潦草地提了一下那个时代并表示,“尽管”价格水平下降,但经济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那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回击了价格下跌恐惧症,他们对此不置一词。

正如罗斯巴德所解释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没有任何内在缺陷,不会造成长期的失业问题。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下,会有很多人失业或辞职,也会有许多企业因各种原因破产或倒闭,但这些基本上很快会被新的企业和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抵消,在任何时候都很少有人会不得不赋闲在家,就像19世纪金本位制没有被滥用的时候,以及1992年前的瑞士一样。只有当央行操纵货币供给和利率时,波及多个经济部门的大规模失灵才会同时发生,导致全行业的大规模裁员浪潮,同时造成不便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工人大量失业。 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造成失业潮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政府剥夺了企业出产优质通货的能力。”

 

健全的贸易基础

在健全货币的世界里,商品和资本在国际的流动,几乎与它们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是一样的:根据合法持有人的意愿,达成互利的交易。在恺撒的奥雷金币时期,或者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本位下,又或者在19世纪的金本位下,对贸易的最大限制条件是商品从一地向另一地物理转移的能力。那时候,关税和贸易壁垒几乎不存在,如果有关税的话,也仅仅是一些维持过境检查点和海港运作的基本费用。在不健全货币的时代,比如欧洲陷入封建主义或现代世界陷入货币国家主义的时代,贸易不再是交易者个人之间的事,而变成了重要的国家事务,需要接受宣称对贸易者拥有主权的封建领主或者政府的监督。这种贸易性质的荒谬转化如此彻底,以至于在20世纪,“自由贸易”这个词的意思变成贸易者根据各自政府而不是当事人自己商定的条款,进行的跨境贸易。

从1914年起,由于大多数政府暂停和限制用纸币兑换黄金,金本位制度被抛弃,哈耶克称之为“货币国家主义”(Monetary Nationalism)的时期就此开始了。货币的价值不再等于固定单位的黄金——黄金具有最高存量-增量比,价格弹性最小,因此其价值保持可预测性和相对稳定性。相反,货币的价值随着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的变幻莫测波动。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给会降低货币的价值,也会方便央行向政府提供贷款,资助政府的支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名义上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看这两个因素,政府还可以哄骗自己,能够很好地管理这两个指标已达到经济的稳定,但是,影响货币价值的还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本国人民和外国人集体行动产生的复杂结果,无论如何政府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当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时(贸易顺差),该国货币会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升值,而当出口小于进口时(贸易逆差),该国货币会在外汇市场上贬值。政策制定者非但没有将外汇市场上货币价值的波动当作停止干预的信号,让人们自由选择波动性最小的商品充当货币,反而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对全球贸易每一个细节的微观调控的契机。

货币本该是度量和规划所有经济活动的记账单位。本来,货币的价值依从于市场上波动性最小的商品的价值,现在,货币的价值变成了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及每个人对这些政策工具最不可预测的反应的综合结果。政府决定价值的衡量标准,就像根据本国人的身高和建筑物高度自行决定高度的衡量标准一样。可以想见,当“米”表示的长度每天随着中央测量办公室的声明而波动的时候,每个建筑工程都会乱成一锅粥。

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因为单位变化而展现出来的数量增长沾沾自喜。将“米”变短,某个住200平方米房子的人就可以认为他的房子有400平方米,只是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这种对“米”的重新定义只会使工程师无法正常地建造和修缮房屋。与此相似,货币贬值只会让国家名义上变得富有,或者增加出口的名义价值,但这无助于让国家更加繁荣。

现代经济学已经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用于形容现代中央银行的困境,即没有政府可以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假如一个政府保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就不可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因为独自改变利率势必会引起资本的流入或流出,汇率自然随之受到影响。我们都知道,现代经济学家多么热衷于用货币政策来“管理”经济。既然对他们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或缺,那么要实现稳定的汇率,就只能限制资本流动。1946~1971年,各国普遍追求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可持续性,因为商品流动会冲击汇率,有的国家出口过多,有的国家进口过多,随之而来的是重新调整汇率的政治谈判。谈判结果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因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试图保护己方的特殊利益群体,不惜为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1971年以后,世界主流转向追求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各国货币之间实行浮动汇率。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可以继续挥舞他们最喜欢的工具“管理”经济,同时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型资本的所有者也会感到满意。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创造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来交易各国货币和期货。除此之外,这种安排没有惠及其他人,尤其是没有惠及那些真正生产性的企业、为社会提供有价值产品的个人。

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汇率受到很多国内和国际变量的影响,这为经营企业平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成功的公司,原料会来自很多国家,产品也会销往世界各地。每一个采购和销售计划都会直接受到相关国家的汇率的影响,甚至一起与本国完全无关的汇率波动,就会让一家极具竞争力的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如果该公司主要供应商所在国的货币升值,公司的成本就可能上升到超过公司盈利能力的水平。如果该公司的主要出口市场的货币贬值,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那些花费数十年时间构建自己竞争优势的公司,可能在15分钟内因为不可预测的外汇波动而彻底丧失竞争优势。怪异的是,这种情况通常被归咎于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也以此为借口,实施广受欢迎的、实际上具有破坏性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建立在浮动汇率的流沙之上,企业和专业人士需要时刻关注货币的动向。每个企业都需要投入资源和人力来研究这个无法控制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开始对央行、政府的政策进行投机,对货币涨跌进行投机。这种精心设计的中央计划机制及其伴生的投机行为,往往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许,现代世界经济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之一,就是外汇市场的规模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规模之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估算,2016年4月外汇市场的规模为每日5.1万亿美元,照此计算,每年外汇市场的规模为186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据世界银行估算,2016年,世界各国GDP总和约为7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外汇市场的规模大约是全球所有经济体产出的25倍。重要的是,记住,外汇兑换不是生产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没有纳入GDP统计。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不会创造经济价值,这不过是为了克服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货币产生的巨大不便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是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所称的“带有部分以货易货性质的全球体系”。在此体系下,跨国贸易造福全球人民的能力被削弱,所有人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来缓解不良系统的缺陷带来的不便。世界不仅为克服这些障碍浪费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各地的企业和个人也经常因为汇率波动造成经济误判,蒙受重大损失。

在自由货币市场中,个体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货币,选择的结果是,人们会选择存量-增量比稳定保持最低的那一种。这种货币因为供求关系的波动最小,会成为全球通用的交易中介,执行所有的经济核算,成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通用的记账单位。一件商品的适销性越好,就越适合货币的角色。罗马奥雷金币、拜占庭苏勒德斯金币、美元都在有限程度上是完美货币样板,同时它们各有缺陷。在过去的实践中,最接近完美货币的是国际金本位制后期的黄金,不过,即使当时的金本位那么出色,还是有一些国家和社会使用白银和其他原始的货币形式。

一个令现代人诧异的事实是,1900年的企业家可以用任何一种国际货币来制订全球生产计划,计算各种指标,完全不用考虑汇率波动的问题。如果穿越到一个世纪后,这位试图绘制跨境商业宏图的企业家需要应付一系列高度波动的汇率,这可能会让他感觉走进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画作中。任何理智的人士看到这种混乱的局面都会得出结论:让货币和黄金再次锚定,让货币摆脱权术的玩弄,釜底抽薪,去掉政府操纵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解决货币领域“不可能三角”的问题,让人们重获资本流动的自由和贸易的自由。这样做是最好的,将立即带来经济的稳定,释放大量的资本和资源,它们会被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在复杂的汇率波动中投机。

然而不幸的是,掌管现有货币体系的人手握既得利益,孜孜不倦地诋毁和中伤金本位制。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如果政府的印钞机失效,这些人的工作也就不存在了。

浮动汇率和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货币战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认为,增加出口会导致GDP增长,而GDP是经济学的“圣杯”,因此,在凯恩斯主义者的心目中,只要可以促进出口,任何政策都是好的。货币贬值使出口产品更便宜、更具竞争力,于是任何经济放缓的国家都会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高GDP和就业。

这种观点也有许多不妥之处。货币贬值对提高该国这些行业的实际竞争力毫无帮助。相反,货币贬值只是出口商品的一次性打折促销,外国人可以享用比本国人更便宜的价格,这不过是加重本国人的负担,并向外国人提供补贴而已。对外国人来说,货币贬值也降低了该国资产的价格,外国人可以用折扣价购买该国的土地、资本和资源。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中,外国人购买本国资产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秩序中,外国人购买本国资产大受鼓励,获得补贴,可以执行折扣价。此外,经济史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成功的经济体,如德国、日本和瑞士,出口大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货币持续升值。它们不需要通过持续贬值来促进出口增长,它们找到并发展了自身的竞争优势,使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这进而导致自身货币相对于贸易伙伴升值,增加了自己人民的财富。那些进口商品的国家,如果认为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恰恰把事情弄反了。简单地给外国人提供折扣价,只会减少本国人民的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本币夸张贬值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停滞和衰退的国家,这并非巧合。

对于贬值制造繁荣的不可行性,即使上述所有论述都不准确,还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贬值不起作用,那就是,如果它能奏效,所有国家都会做这样尝试,所有货币都会贬值,没有一个国家会比别的国家更有优势。这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全球经济的现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同时又都在抱怨对方对货币的“不公平”操纵。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加重本国公民的负担,以提振出口并提高GDP,同时抱怨采取同样措施的其他国家。与经济上的无知相匹配的,只有政客和御用经济学家鹦鹉学舌时所表现出的虚假和伪善。各国领导人召开国际经济峰会,试图协商出彼此可接受的货币贬值幅度,进一步使货币价值成为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问题。

如果世界建立在健全的全球货币体系之上,这一切嘈杂纷乱都没有必要发生。健全的全球货币体系提供统一的全球记账单位和价值衡量标准,让全球的生产商和消费者都能准确评估成本和收入,将盈利水平与政府政策分离。这样的硬通货下,货币供给不再是政府及其宣传家染指的对象,每个人都将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生产力,而不是试图钻愚蠢的货币操纵政策的空子来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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