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什么是资本主义?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著名经济学家,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被公认为战后奥地利学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们运用的描述词常常是颇为误导的。在谈论现代的行业巨头和大企业领导者的时候,人们称他们为——比方说——“巧克力大王”或者“棉花大王”或者“汽车大王”。使用这样的称谓表明,人们认为现代的行业巨头与早期的封建郡主、地主或王公没有什么差别。但事实上差别十分巨大,因为巧克力大王并不统治,他服务。他并没有统治一个独立于市场独立于消费者的被征服的领地。巧克力大王——或者钢铁大王或者汽车大王或者任何其它现代行业大王——依赖于他经营的行业和他所服务的消费者。“大王”可能深受他的臣民——消费者——的垂青;但是一旦他不再能够比他的竞争者以更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他就失去了他的“王国”。
二百年前,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自始至终是固定的;他从祖先继承,永不改变。如果他生而贫穷,他就永远贫穷。如果他生而富裕——地主或者领主——他就将终生保有领地和其上的财产。
至于制造,那些日子里的原始手工业几乎只是为了富人服务的。大多数人(欧洲人口的90%或者更多)在土地上劳作,没有接触面向城市的手工业。这个僵死的封建社会制度几百年来统治了欧洲大部分发达地区。
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增长,土地上出现了富余人口。对于这些没有继承土地和房产的富余人口来说,没有足够的活干,他们也不可能在手工业行业工作;城市的王公们禁止他们进城。这些“底层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无产者”,政府只能将其纳入劳动营(workhouse)或者贫民营(poorhouse)。在欧洲某些地区,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数量太大,到了十八世纪,他们成了对现行制度的真正威胁。
今天,在讨论印度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状况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18世纪的英国状况更糟糕。那个时候,英国有大约六七百万人口,但其中一百多万或许两百万是贫穷的流民,当时的社会体制没有对其没有任何保障。对这些流民怎么办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严重问题之一。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原材料的匮乏。英国人被迫十分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今后,当我们的森林不再能够给我们工业和供暖所需的木材的时候怎么办?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境况。政治家们不知道怎么办,统治者对于如何改善处境一筹莫展。
从这个严重的社会境况中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端倪。这些流民、穷人中的一些人组织其它人建立小作坊生产点什么。这是一个创新。这些创新者不生产只适合高等阶层的昂贵物品;他们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这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它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原理的大规模生产的起源。过去只有服务于城市的富人的手工业为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而存在,而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则开始生产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东西。这就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大规模生产。
这就是今天存在于所有那些有着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受到大多数所谓的左派的疯狂攻击的大企业几乎完全是为了大众的需求而生产的。只为上层人士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会达到大企业的规模。今天,正是那些在大工厂工作的人们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之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间的根本区别。
人们有时候认为或者宣称大企业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不同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在美国的百货商店里人们听到这样的口号:“消费者永远是对的”。这消费者正是那些在工厂里生产那些摆在百货商店里出售的那些商品的人。认为大企业拥有巨大权势的人也错了,因为大企业完全依赖于那些购买其产品的人们的庇护:一旦失去顾客,最大的企业也丧失权势和影响。
五六十年前,据说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公司都太大,太有势力;它们垄断;无法与它们竞争。据说在运输领域,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摧毁自身的阶段,因为它已经消除了竞争。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铁路的威力取决于比其它交通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能力。当然了,在已有的铁道旁边建设新的铁道线与这些大铁路公司竞争是荒谬的,因为已有的线路足以满足既有需求。但是其它的竞争者很快就出现。竞争的自由并不是说你通过模仿或者照抄别人的做法就能成功。出版自由并不是说你有权抄袭它人著述而获得成就。它意味着你有权写你自己的著作。比方说,关于铁路的竞争自由意味着你可以发明新事物、做一些事情挑战铁路公司并将其置于非常不稳定的竞争局势中。
在美国,铁路遭遇的竞争——公共汽车、小汽车、卡车和飞机——使铁路遭受损失,几乎完全被排挤,至少就客运而言。
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更好和/或更廉价地服务消费者。这个方法、这条原理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改变了整个世界。它使世界人口得以史无前例地增长。
在十八世纪英国,土地只能负担六百万人很低的生活水平。今天,五千多万人享受着比十八世纪最富裕的人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今天的英国的生活水平本来还能更高,要是英国人的精力没有被浪费在从各方面看都是可以避免的政治和军事“冒险”上。
这些就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于是,如果一个英国人——其实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也一样——对别人说他反对资本主义,有一个绝妙的办法回答他:“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十倍;你知道今天所有人比资本主义之前的祖先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是没有资本主义,现在的十个人里只能有一个活下来。你活着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明,不论你是否看重你的生命。”
虽然有这些功绩,资本主义却一直遭到剧烈的抨击和批判。我们有必要理解这种憎恶的根源。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并非发端于群众、工人,而是发端于地主贵族——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绅士贵族。他们对资本主义感到不快:十九世纪初期,工业工人的高工资迫使地主贵族向农业工人支付同样的高工资。贵族通过指责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抨击资本主义。
当然了,从我们现在的立场看,工人的生活水平是极其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绝对是令人震惊的,但这不是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受雇于工厂的人们之前一直生活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况中!
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在进厂工作之前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是个重复过几百遍的著名的老故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假话之一。那些在工厂工作的母亲们没米下锅;她们并非离开厨房进工厂,她们进工厂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或者有厨房但是没米下锅。儿童们也并非身处舒适的照料之下。他们在忍饥挨饿,在死去。所有所谓的早期资本主义难以言表的恐怖都能够被一个统计数字驳倒:正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年头里,正是在1760到1830年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正是在那些年里,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之前会死去的儿童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
无疑,从前的状况是非常令人不满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了这些状况。正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满足了工人的需求,直接满足或者通过出口产品并从其它国家进口粮食和原材料间接满足。资本主义早期史学家们再三地——人们大概找不到更温和的词了——歪曲历史。
他们讲述的一个传说很可能是杜撰的,其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故事说,富兰克林参观英国的一家棉纺厂,厂主满怀骄傲地告诉他:“瞧!这些棉产品是给匈牙利生产的。”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工人们衣不蔽体,说道:“为什么您不也为您自己的工人生产?”
但是厂主说的那些出口其实意味着他的确为他的工人生产,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原材料。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不产棉花。英国粮食短缺,必须从波兰、俄国和匈牙利进口粮食。这些出口是对英国人民生存所需的粮食进口的偿付。那些时代的许多例子都表现出了对工人的绅士和贵族态度。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的英国“济贫”制度。根据这个制度,英国政府支付所有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工人他们的实际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额。这为地主贵族省了不少钱。贵族们支付传统的低农业工资,政府补足差额,这样使工人留在农村而不去城市工厂工作。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后,地主贵族再次抗拒新的生产体系。在德国,普鲁士容克(地主——汉译者注)由于资本主义行业工资高而丧失了许多工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逃离土地”——Landflucht。在德国议会里,人们讨论了如何制止这一邪恶,从地主贵族的立场看这的确是邪恶。
德意志帝国的著名总理俾斯麦王子在一次演说中说:“我在柏林遇见一位曾经在我的农庄干活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农庄?你为什么离开农村?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那人回答道:“农村没有柏林这么好的啤酒馆,你可以坐着喝酒听音乐。”这当然是从农庄主俾斯麦王子的立场叙述的故事。这不是所有那些雇工的看法。他们去工厂是因为工厂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并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基本生活相对来说只有不大的差别;两者都不匮乏吃穿住。但是在十八世纪和更早期,中产阶级人士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差别是前者有鞋后者没有鞋。在今天的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常常不过是凯迪拉克和雪佛莱的差别。雪佛莱可能是二手的,但基本上它的功能是一样的:车主能够驾驶它从一地到另一地。美国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自有的房屋和公寓里。
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其高工资——的抨击来自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工资不是由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支付的。经济学家和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学生当然可以区别工人和消费者。但事实是每个消费者都必然挣钱才能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恰恰正是在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工作的人。资本主义的工资水平不是发工资的人决定的,而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电影明星的工资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的,是买电影票的人支付的。给拳击手开出天价奖金的不是组织拳击比赛的企业家,而是买票看比赛的人们。人们可以在经济学理论中区分雇主和雇员,但这个区分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在实际生活中,雇主和雇员最终是同一些人。
许多国家都有一些人认为,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与一个单身汉挣同样的工资是不对的。但是雇主不应对雇员家庭抚养人口的多少承担责任。
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你知道烤面包的人有六个孩子,你是否愿意出更多的钱买面包?诚实的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原则上说我会出更多的钱,但事实上我更愿意买一个没有孩子的人烤的更便宜的面包。”事实是,如果买主不出足够高的价钱给雇主,雇主付不起工人工资,他就无法继续经营。
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的人不是赞同这个制度的人,而是一个认为它是历史上最坏的制度、人类最大的邪恶的人。然而,没有理由拒斥马克思的称谓,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社会进步的根源。这些进步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它们得以发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并不消费生产的一切,而是储蓄并且将储蓄的一部分投资。关于这个问题有个误解,在这一系列讲演中我将有机会论述人们关于资本积累、资本使用和资本使用带来的巨大好处的最根本的误解。我将重点在我关于对外投资和当今政治最关键的问题——通货膨胀——的讲演中论述资本主义。当然,你们知道,通货膨胀不仅存在于你们国家。它是当今世界范围的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人们经常没有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储蓄符合所有那些希望生产或者希望挣工资的人的利益。如果一个人攒了一笔钱——比方说1000块——并且把这笔钱存入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而不是花掉,这笔钱就会到企业家生意人的手里,使他得以实施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没有资金就无法实施。
生意人用这笔新的资金做什么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对资金的最先使用,就是雇人、购买原材料,于是引起了对人工和原材料的进一步的需求,引发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在储蓄者或者企业家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很久,待业的工人、原材料生产者、农民和工薪者就已经享受这笔储蓄带来的利益了。
企业家什么时候能够从项目中取得收益取决于市场的未来状况以及他正确预测市场未来状况的能力。但是工人和原材料生产者却立即得到利益。三四十年前人们谈论过亨利·福特的“工资政策”。福特先生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他付给工人比其它工业家或者工厂更高的工资。他的政策被说成是“发明”,这里只需说这个新的“发明”是福特先生的慷慨的结果就够了。新的行业或者已有的行业的新的工厂必须从其它行业或者工厂、其它地区甚至外国吸收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供更高的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状况,今天也是这样。
英国的生产商最早开始生产棉制品时,他们付给工人比从前更高的工资。当然,这些新工人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挣过钱,愿意接受任何工资。但是不就之后——当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起来、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开办出来——工资就上涨了,结果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英国人口的史无前例的增长。
一些人把资本主义污蔑为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制度,这个说法从头至尾都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论断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工人越来越穷,群众越来越穷,最后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到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手中。那时候一无所有的工人最终会奋起抗争并剥夺有钱的剥夺者的财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工人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无任何改善的可能。
1864年,马克思在英国的国际劳工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讲演时说,劳动者联盟能够改善劳工状况的信念是“完全错误的”。争取更高工资和更短工作时间的工会政策被他说成是保守的——当然了,“保守主义”是马克思能够用的最诅咒的话。他主张工会设置一个新的革命的目标:“铲除工资制度”,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制——取代私有制。
如果我们回顾1865年以来的世界史特别是英国史,我们就会明白马克思在所有方面都错了。在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的状况都有了史无前例的改善。过去八九十年的所有这些改善反驳了卡尔·马克思的预言,因为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的状况绝不会改善。他们信仰一个错误的理论,著名的“工资铁律”——这条定律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会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数量。
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么叙述他们的理论的:如果工人的工资上涨,超过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他们就会生养更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成为劳动力后就会增加工人的数量,导致工资下降,使工人又回到基本生存线——劳动人口勉强维持生存的最低限。但是马克思和许多其它社会主义者的这个观念把工人当作生物学家研究的动物——比方说鼠。
如果你向动物或者微生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它们的数量就会增加。如果你限制食物,你也就限制了它们的数量。但是人有所不同。即使工人也有食物和繁育之外的人类需求——虽然马克思不承认这一点。真实工资的增长不仅导致人口的增长,它还首先导致平均生活水平的上升。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高于——比方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依赖于资本的供应。这就说明了美国和印度的区别;预防治疗传染病的现代方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入印度,导致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并未伴以资本数量的增长,结果就是贫困加剧。一国人均资本数量与繁荣程度成正比。
我希望在其它讲演中有机会更详细地论述并澄清这些问题,因为一些术语——比方说“人均资本”需要详细的说明。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在经济政策中没有奇迹。你们在许多报纸和讲话中读到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德国在二战的失败和破坏之后的恢复。但这不是奇迹。这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实行资本主义方法的结果,即使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彻底实行。每个国家都能够实现同样的经济复苏“奇迹”,虽然我坚持说经济复苏并非来自奇迹,它是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本文原题目为“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Economic Policy: Thoughts for Today and Tomorrow),中文译者为彭定鼎。英文版来源自“米塞斯研究所”。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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