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离去 世间再无家书

作者:漫天雪798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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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漫天霾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读《傅雷家书》时的情景。
那时女儿很小,我很年轻,才学着做父亲。读着傅雷的信,我觉得他婆婆妈妈、事无巨细,有旧时中国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交谈文化和艺术,信中最多的就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怎么做人做事、立身立命、求学钻研,诸如此类,严苛而又挑剔。记得他大概是因为傅聪字迹潦草,说儿子写信不“干净”,教导他“写信如做人”;又嫌他总是拖拉,责备他不给自己写信。我在旁边写了个批注:做您儿子,真累!我可不要这样对待我女儿。
现在,当女儿有时候说我俄罗斯名字叫啰嗦夫斯基的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了她头上?傅雷是那么严谨、狷介、清高、不苟流俗,总想让儿子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他又是那么孤单和恐惧,1957以后,父子两人共同的人生主题是“逃离”。傅聪逃离令他恐惧的地方和人,傅雷则通过与儿子探讨人生和艺术,找回自己的存在和尊严,逃离那令人惊恐的人世间。
我愿意相信那份爱是真挚的。然而它是那么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成长,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我记得傅雷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翻过那一页后,戛然而止,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令人肝肠寸断的“人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从此,傅聪再也收不到父亲的信。
那天我站在玻璃幕墙前,泪眼婆娑,一遍遍在脑海里构想那副悲惨和决绝的画面:傅雷和朱梅馥在椅子下铺上一层棉被,以免椅子倒下后惊扰四邻,在屈辱中逃往自己理想的天国。那必然是一种解脱。当生比死难的时候,死是更优的选项。在死亡的问题上,他们终于找回了尊严和体面。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留给个人的唯一自由,是那无法剥夺的自杀的自由”。
1958年是一个分水岭,傅雷成了“右派”,傅聪成了“叛国者”。
那一年,傅雷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提出了“改进d群关系的意见”,次年他被打成“右派”,命运由此急转直下。傅聪在波兰听闻这个消息后,没有启程回国,而是惊恐地逃到了英国。后来,又为艺术事业的方便,加入英国籍。
从此,家书的风格骤然转变,政治的阴霾笼罩着傅雷晚年重新捡拾的温情与高雅。那家书不再像是家书,而是一篇篇政治宣言,诉说着时代的荒诞。
参加完会议后,傅雷将讲话的笔记整理后寄给傅聪,兴奋地给儿子写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士还有些胆小。”他称赞领导者:“他的马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是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此后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教导傅聪不忘“祖国对你的培养、首长们的爱护”,做“人民的艺术家”;入籍英国,是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不应该追求“小我”,而要追求“大我”;要“站稳立场,祖国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等你醒悟”等等言辞俯拾即是。知识分子的惶恐、无助和精神扭曲,让人感到无尽悲怆和凄凉。
真不知道,傅聪接到这样的信,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是典型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只想着安安静静做学问,从无任何悖逆之心。他真的是怀着单纯的善意提意见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他甚至让傅聪将他们之间的信件寄回来,“给儿子的信,总是实际的思想情况,不会有虚假的了”,交给领导,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他太幼稚了,看不清这一切事态的逻辑和真相,于是对未来充满幻想。他刚烈而又率直,却不知自己的悲惨境遇来自何方;他学问精深,然而却缺乏认识这个世界的思想工具,始终不懂得进步和衰败的根本原因;他胸怀天下,总是对那些美妙的口号和承诺充满向往,却从来不去思考“如何泅过那片血海”。
在一次次希望自己被平反昭雪,又一次次希望落空备受凌辱后,他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法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信念”。
那并不是傅雷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他们主动改变,只希望躲起来做学问,然而那不啻一种奢望。
相比于傅雷信中国家、民族、文化、艺术那样的“星辰大海”,朱梅馥女士的信让人感受到了温情和烟火气息,那种正常的家庭对话才更让人心痛。从她对柴米油盐的诉说中,我们窥见了当时生活的场景,也明白了一个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怎样追求。
1961年,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在爸爸妈妈多次去信委婉地请求接济,然而身在国外的傅聪却因种种原因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朱梅馥女士去信给儿子,直截了当地对儿子说:
营养之缺乏,非你能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但每次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
从日用品到食物都是计划供应,大家一律平等。每月每人可吃肉三天,吃鱼六天……因为我的一家之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爸爸和弟弟吃是我的乐处。这两年来瘦了二十磅,一有心事就失眠。
到1962年,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三月九日,朱梅馥又去信给儿子:
爸爸的信谈实际也谈思想,妈妈只能谈些实际了……自一月份起,购买日用品必须凭工业券。发工业券的数目,以收入为准,每十元薪水发一张。像爸爸这样的专业作家,没有固定薪金的,就有作协来估计,他们每月送来21张。
21张工业券的购买力是什么呢?“呢绒羊毛等衣服,自16张起至60张止,看质量而定;绸缎每尺二至三张,而且只能现做,不能买了料子带回。洋火一张券只能买五小盒,平时每人每月一小盒的定额分配。”
二月份起,统战部给他食油一斤半、肉票二斤、蛋二斤、糖一斤;这是对极少数人的照顾。此外又给他文化俱乐部每月十五张餐券,平时由我拿了出入证去买熟菜回家给他吃。他觉得受之有愧呢。
所以她叮嘱儿子:“以后你若有多余的旧衣旧裤,千万保存好,寄回接济阿敏,便是破的也好。样样依赖你,增加你负担,心中不安”。
要知道,那可是傅雷这种级别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在上海这种级别的城市。想象一下那时候的其他人、其他地方……
这就是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一封信要几个月才能收到、衣食住行凭票供应、穷苦的无以复加的年代。
那是每个人都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国家法力无边的时代。生产什么别人说了算,你能得到什么,也是别人说了算,人因此被扭曲得面目全非。那些呼吁管制的人们,但愿他们能在傅雷夫妇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国”。
相比于那时,今天这个时代是多么美好。我们再也不会有几个月收不到家信时的那种心急如焚,科技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朱梅馥女士给孙子织的毛衣不合身,寄到英国需要几个月,因为可以在网上精挑细选直接下单,不满意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品和选择多得无以计数,我们既可以在菜市场买菜,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团购。有钱就可以买,比起没什么可买,等着别人来分配,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杰作。
但是许多人却只看到了这种结果,不知道这里面蕴含的自由因。他们仇恨资本、仇恨大企业,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资本推动的,大企业正是面向大众的产物。他们仇恨腾讯阿里,却不知道,正是它们谱写了这个时代最值得赞颂的乐章。
他们一边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呼唤管制想毁灭这一切。他们像是要挖个坑活埋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更要呼唤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和人的尊严,也没有技术进步和物质丰裕、精神丰沛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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