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一章 2000年的转折 翻译6:不要在计算机时代,还在织布机上做梦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6月8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家好,今天接着分享《主权个人》的翻译第6节。前面第5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显示不出来,已经放到了网盘里,后台回复 主权个人 即可提取。另外,我在公众号下方开了一个频道 主权个人 ,前面的内容也可以在频道里看到。

今天这一段是《主权个人》第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省略掉一些内容,是关于千年虫问题的。老司机们可能有印象,当年千年虫确实搞得有点世界末日的氛围。

千年虫,是因为早期的计算机内存太贵,达到每兆M字节60万美元;为了节省存储空间,那时候的软件中,日期年份都以2个数字呈现,如1998年就是98,所以到了公元2000、千年之交的时候,就会出乱子。

不过,由于提前的预警和调整,千年虫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破坏,顺利过渡了。但是,就像今天的比特币,也是一些代码和一套逻辑,说不准里面有什么漏洞,更不要提未来新技术带来的威胁。这是信息时代的特点。

今天这部分内容,主要讲历史的周期性和不连续性,强调现实发展的非线性。非线性,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太贴合我们眼下的处境,非线性的随机风险事件太频繁了,而且都是直接终结肉身的那种。另外,我相信,我们很快将迎来一个非线性的历史跳跃。


《主权个人》第一章
2000年的转变
“我们不再是旧日的自己,而是将成为新的样子。”­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

 

关于新千年的不详预感,并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神学,但它确实落在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基督教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修士)的千年传说之中。约阿希姆的沉思使他相信,基督只是“历史的第二中枢”,而另外一个中枢也注定要打开。

哲学家迈克尔·格罗索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信息革命正在引导人类的历史,朝着实现西方世界预言的愿景前进;他称之为“科技启示”。

不管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受到千年愿景的影响,千年虫问题,都是西方主流关于时间想象的一个产物。它以一种怪诞的方式,补充了人类关于末日的梦境、遐想和幻觉,或者是对幻觉的数字解释,就像牛顿对但以理预言的润色。

这些直觉上的跳跃,始于一种特定的视角,就是把基督的诞生看作是历史的中心。还有超级整数(指2000)的心理暗示作用;所有的股票交易员都知道,超级整数有别具一格的影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第二个千年,必然成为拥有直觉的人们的想象焦点。

一个批评者很容易指出上述预言的愚蠢之处,他甚至都不用攻击天启和最后审判之类的神学概念,这些概念赋予了预言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们含糊不清、充满争议。

有意思的是,计算机超越了千年虫问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故障(意指2000年并没有那么可怕,译注)。不然的话,就是在基督教自身的框架内,也有证据可以降低2000年的重要性。

2000年被认为可能成为下一历史阶段的拐点,只是因为它把新千年的到来错误提前了。严格来说,下一个千年要到2001年才开始。

公元2000年只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是耶稣诞生后的第两千年。如果耶稣是诞生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年,那么也没错;但是他没有。

公元533年,耶稣的诞辰取代了罗马建国的日子,成为西历纪年的基础。当时引入这套新惯例的僧侣,把耶稣的生日算错了。

现在人们认为,耶稣实际上诞生于公元前4年;照这么算的话,他出生后的整2000年,应该是在公元1997年的某个时候。因此,卡尔·荣格为新时代的开始,设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日期(在前文中,荣格预言新时代会在1997年到来)。

如果你觉得好笑的话,不妨一笑。不过,我们并不鄙视或者否定对历史的直觉。虽然我们的论点建立在逻辑上,而不是遐想中;但是我们对人类意识的预言能力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它救赎了疯子、灵媒或圣人的幻觉。

2000年的这次转变可能也会如此。这个长期固定在西方人想象中的日期,可能就是那个宿命的转折点。至少有一半的人确信,历史自有定数。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相信它确实如此。

我们的直觉是,历史自有定数;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只是一体两面,同一现象的两个版本。人类的互动塑造了历史,但是他们的表现又好像宿命使然。

像电子等离子体,是一种电子浓度很高的气体,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也是这样。电子个体的自由运动,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为是互相兼容的。就像大卫·博姆对电子等离子体的描述,人类历史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

要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就要对人类社会如何服从自然演进中的数学运算,形成一种现实的直觉。

和大部分人所期望的不同,现实是非线性的。要理解变化的动力,你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具有周期性和不连续性。

历史的某些特征有重复的趋势,但是那些最重要的变化,当它们发生的时候,往往是突然的而不是渐进的。

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周期中,有一个神秘的五百年周期,好像标志着西方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随着2000年的到来,我们被一件怪事所困扰,那就是每一个能被5整除的世纪,它的最后十年都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深刻转型。

就像生和死划定了人类的世代,这种衰亡和重生的模式;代表着社会组织的阶段更新。至少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就是如此。

公元前508年,随着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革,希腊的民主制度登上历史舞台。随后的5个世纪,是古代经济增长和强化的时期,到公元前4年,耶稣诞生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在接下来的500年里,繁荣衰退,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末崩溃。威廉·普莱费尔对此的总结值得重温,“罗马最伟大的时刻……当属基督降生时;而同时它也开始逐渐衰落,直到490年。”就在那一年,最后一个罗马军团被解散,西方世界陷入了黑暗时代。

随后的五个世纪里,经济萎缩,长途贸易停滞不前,城市人口下降,流通中的货币不断减少,艺术和文化几乎完全消失。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使曾经可以有效解决争端的法律,逐渐被更原始的方式所取代。报血仇的现象,从五世纪末开始明显增多。而第一次有记录的神明审判,就刚好发生在公元500年。

历史来到一千年前,第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次见证了“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巨大动荡”。在这些年发生的变革中,最不为当时人们所知的,当属封建革命,它萌芽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完全混乱的时期。

巴黎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盖伊·布瓦,在他的《第一个千年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ear One Thousand)中写到,十世纪末的这次大断裂,使古代制度的残余彻底崩盘,然后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催生出了一种新事物,那就是封建主义。就像劳尔·格拉伯所说,“有人说是整个世界全心一致地抖落掉了古代的破烂。”

突然出现的新制度,适应了经济的缓慢复苏。在被我们称为中世纪的500年里,货币和国际贸易得到了重生,伴随着算术、识字和时间意识的回归。

然后,在15世纪的最后十年,又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时的欧洲,刚刚摆脱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赤字,就立即开启了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征服。

这次的转型,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时期;“火药革命”、“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名称,代表了它的不同侧面。查理八世带着全新的青铜大炮,入侵意大利,以一声巨响,宣布了新时代的开幕。

这个时代的变革,涉及到一个开放的世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它的缩影。对新世界的探索,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经济增长。它还涉及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催生了现代科学。还有印刷术等新技术的涌现,促进了时代思想的广泛传播。

如今,我们正坐在另外一次千年变革的门槛之上。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大型指挥和控制系统,在千禧年的午夜时分,可能会像古代的马车一样分崩离析。工业社会已经时日无多,不管它是否会在千年虫的逻辑炸弹下立刻崩溃。

信息社会的到来将彻底改变世界,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你完全有权利怀疑这一点;毕竟,一个千年里只重复两次的周期,还没有足够多的迭代数据,使它在统计学上显得令人信服。实际上,即使更短的周期,也会被经济学家们怀疑,要求提供更多能够满足统计学标准的数据。

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教授曾经写道,要确定四年或八到十年贸易周期的存在,“我们最好等上几个世纪。”按照这个标准,罗伯逊教授需要大约三万年,才能确定五百年的周期,是不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偶然。

我们没那么教条,或者说我们更乐意捕捉历史的暗示。我们认识到,现实的发展模式,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静态和线性平衡模型,要复杂得多。

我们相信,公元2000年,不只是连绵不绝的时间进程中一个明显的分割点,而是旧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之间的一个拐点。工业社会正快速成为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消亡可能会由于早期计算机昂贵的内存而加速,因为这迫使人们广泛采用了两位数的日期设置。

当Hallerith牌打卡机只能容纳80个字符时,缩写日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让早期程序员没有想到的是,缩写日期成为了意外的逻辑炸弹,埋伏了40年,它对工业社会的威胁持续到千禧年的结束。

美国政府预算管理委员会,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在1997年2月7日发布了《让联邦计算机为2000年做好准备》的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计算机“除非被修复或替换,否则在世纪之交,它们可能会因三种情况而报废:拒绝运行正常条目;计算错误;或者根本不工作。”这三种结果的结合,会使工业社会无法正常运转。

不管怎样,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将注定被一种小型化的新技术所取代,短期内的危机只会加快这一进程。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催生出一门新的科学,非线性动力学;它已经发展出来的惊人结论,还只是一些线索,尚未编织成一套系统的世界观。

虽然生活在计算机时代,但我们的梦想还在织布机上旋转。我们还依照着工业社会的隐喻和观念在生活,还没有从奇怪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计算机和物理学名词)的角度去想象世界。

我们的政治还横跨在左翼和右翼的工业鸿沟之上,而绘制这些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在今天活着的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我们看来,随着世界的转变,工业时代的“常识”,在很多领域都没有用了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1年,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和“西方的没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85后的今天,我们也预感到“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革正在发生……而且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注定了(斯宾格勒语)。”

和斯宾格勒一样,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正在衰亡;与之相伴的是,自哥伦布大航海与新世界建立联系以来,主宰了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秩序也将崩溃。

但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千年里,西方文明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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