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翻译9:病毒、疫苗、未来的影响,25年前就讲透了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6月15日

公众号:不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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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读过历史怎么还会相信政客呢?
托马斯·索维尔
在阅读《主权个人》的时候,温馨提示大家记住一点,这本书出版于25年前。但是在今天这个历史的关口,它落在我的手上,然后又传递到你的眼里,正是应了书中的一句老话,“历史自有定数”。
最近,大国政要和世界卫生组织放出话来,要在两三年的时间内,给70几亿人全部打上疫苗。这口气,真的跟给养殖场的鸡做防疫没有区别。有多少人会觉得这不对劲、不科学、不合理、不合法、不合乎正义,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意志呢?
人真的可以像羊群一样,只驱赶一直头羊,就整群坠入大海。有些事并不是只关于生死,而是人何以为人。如果觉得这话过于危言耸听,那就再读完今天这一章吧。
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第二章已经译完了,下次开始上第三章。看完这两章,我相信大家会有个感觉,那就是作者的理论、对历史的认知和未来的预测是多么地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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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个人》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大政治学的速成课程

大政治是一个强力的概念,它有助于解释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政府的兴亡,机构的演化;战争的时机和后果;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模式。通过提高或降低行使权力的成本与回报,大政治控制着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从人类社会的最初就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我们探讨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治因素,正是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决定着历史的演进。解开大政治变革及其影响的关键,在于了解那些催生暴力革命的变量。某种程度上,这些变量可以笼统地归为四类:地形、气候、微生物和技术。

 

1、地形是个关键因素,从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在公海上,从来没有像在陆地上那样,形成暴力垄断的局面;没有哪个政府的法律在那里是排他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借此人们可以理解,随着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暴力及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变。

地形结合气候,在早期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批国家出现在被沙漠包围的洪泛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里有丰富的灌溉用水,但周边地区又过于干燥,无法支持自耕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民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去维护当时的政治结构,就面临很高的成本而活不下去。

那时候的灌溉,只能是大规模地进行;没有灌溉,作物就不会生长。没有收成,就意味着挨饿。在沙漠中,控制水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当时的政府既暴虐又富有。

我们在《大清算》中也分析过,地理条件对古希腊自耕农的繁荣居功至伟,并使该地区成为了西方民主的摇篮。

3000年前,地中海地区的高价值农作物是橄榄和葡萄,那时候交通条件普遍还很原始,生活在距海岸几英里之外的居民,就没办法在这些作物经济上竞争。因为如果通过陆路运输橄榄油和葡萄酒,运费成本太高,很难在市场上盈利。

希腊在沿海地区精心设计了海岸线,使他们国内的大部分地区离海都不超过20英里。这给希腊农民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把他们在内陆的潜在竞争者甩在了身后。

由于在高价值产品的贸易上占据优势,希腊农民只需要控制小块的土地,就能获得丰厚的收入。高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盔甲。古希腊著名的重装备步兵,就是自费武装起来的农民或地主。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斗志昂扬,是令人生畏、不容轻视的军事对手。

地理条件是希腊民主的基础,而不同的地形催生了埃及和其他东方的专制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2、气候也影响着蛮力的作用边界。从觅食到农耕的第一次大转型,气候变化就是它的催化剂。

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地表的植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近东开始,冰河气候首先在那里退去,温度和降雨量逐渐攀升,森林蔓延到从前的草原地区。特别是山毛榉的迅速繁衍,严重影响了人类的饮食选择。就像苏珊·艾琳·格雷格在《觅食者和农民》所写的:

榉树林大行其道,可能对当地的人、植物和动物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橡树的树冠是相对开放的,阳光可以穿透,照射到林地;由灌木、草本植物和杂草混合的树下灌木丛就能蓬勃地生长,植物的多样性又支撑了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与之相反,榉树的树冠是封闭的,森林底部被遮得密不透光。树下的植被,就只有在春季榉树叶长出来之前,有一些一年生的植物;其余时节就剩一点耐阴的苔草、蕨类和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茂密的森林从整个欧洲蔓延到东部大草原(指西伯利亚一带,译注),蚕食了广阔的草地。森林削减了可以养活大型动物的牧区,使觅食者人口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

在冰河时代的繁荣期,狩猎采集的人口膨胀得太厉害,无法再靠日益减少的大型哺乳动物养活自己,其中很多物种都被猎杀到灭绝。向农业的转变并不是人们想要的选择,而是为了弥补饮食不足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在遥远的北部地区,觅食者依然是多数;因为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对那里的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热带雨林地区,全球气候变暖也没有减少那里的食物供应。自农业出现以来,更多的变化是由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促成的。

适当了解一点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动力学,在以后气候波动的时候会很有用。如果你知道,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植物的生长期就会减少三到四个星期,可种植作物的最高海拔就下降500英尺(152.4米,译注),那么,你就会对未来人们行为的边界条件有一个概念。

你可以用这些知识去预测各种变化,从粮食的价格到土地的价值。你甚至可以就气温下降对实际收入和政局稳定的影响,得出非常有见地的结论。在过去,如果粮食连年歉收,导致食物价格上涨和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政府。

举例来说,近代以来最冷的十七世纪,也是全世界普遍爆发革命的时期,这可不是巧合。这种混乱背后的大政治因素,就是气候骤降。

那时天气严寒,连凡尔赛宫中“太阳王”桌上的酒都冻成了冰块。天气变冷,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歉收,收入减少。所以,大约自1620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繁荣景气转入大萧条。

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因此而陷入大乱。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被叛乱淹没,其中很多起集中爆发在1648年,刚好是另一次更著名的革命周期的200年前。

从1640年至1650年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葡萄牙、加泰罗尼亚、法国、莫斯科、那不勒斯、西西里、巴西、波西米亚、乌克兰、奥地利、波兰、瑞典、荷兰和土耳其都发生了叛乱;甚至中国和日本也被动乱所席卷。

所以,在贸易萎缩的17世纪,重商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应该也不是巧合。也许是在该世纪末,“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经济封闭达到了顶峰。

到了18世纪,特别是1750年以后,气温回升,作物产量也上去了,西欧人的实际收入开始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攀升。更多构建自由市场的政策被采纳,工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革命。

技术和工业产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减轻了天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不过,即使在今天,你也不能低估气温骤降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哪怕是在北美这样的富裕地区。当既有机构的配置已经潜力耗尽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崩坏趋势。

在过去,这种趋势主要出现在人口暴涨把土地的承载力推到极限时。这种情况在1000年封建革命前发生过,在15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在这两次变革中,作物减产歉收、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是统治集团被颠覆的重要诱因。

今天,这种临界性主要表现在消费信贷市场。如果气温下降,作物减产,可支配收入减少,就会引发债务违约,甚至抗拒交税。以史为鉴,经济封闭和政治混乱,都可能因此而再次上演。

3、微生物传递了伤害或免于伤害的力量,所以它也常常决定着权力的运行。欧洲人征服新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我们在《大清算》中讨论过。

欧洲定居者,从满是病菌的农业社会来到新大陆,他们对一些儿童传染病具备了相对的免疫力,如麻疹等。但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还以觅食为主,以部落的形式散居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没有相应的病毒免疫力,所以就被灭绝了。而且,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白人真正抵达之前。因为有印第安人在海边遇到了欧洲人,被感染之后带着病毒回到了内陆。

有时候,微生物也是权力机器前行的障碍。在《血流成河》中,我们谈到,热带非洲有强力的疟疾病菌,在很多个世纪内,阻止着白人的入侵。在19世纪中期发明奎宁以前,白人军队无法在疟疾地区生存,无论他们的武器多么先进。

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还产生了重要的人口效应,改变着暴力的成本和回报。如果死亡率因为瘟疫、饥荒或其他原因而波动较大时,死于战争的相对风险就会降低。

从16世纪开始,死亡率暴涨的频率不断下降,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今天的人们,对于突然死于战争的容忍度比过去要低得多。这也降低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忍耐度,并且提高了在低出生率社会中行使权力的成本。

当代社会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发生战争,即使很小的死亡人数,也难以被接受。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死亡成本接受度要高得多。

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父母都会生很多孩子,预计其中有个别孩子会随机地突然病死。在一个早夭司空见惯的时代,未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对于上战场,并不是很抗拒。

 

“机器具有侵略性。编织者成为了网,机械师沦为了机器。如果你不使用工具,你就被工具使用。”

埃默森

4、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在决定权力运用的成本和回报上,技术的影响力最大。本书论证的基础,就是假设这种影响会一直延续。技术有几个关键的维度:

A.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平衡。先进的武器技术左右着攻防之间的平衡,进而决定着政治组织的规模。当攻击能力增强时,远距离施加权力的力量就会占主导地位,管辖区域内趋于稳固,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政府。

在其他时期,比如现在,防守能力正在上升,这就提高了在核心区域外运用权力的成本。在这种趋势下,管辖权倾向于下放到地方,大政府会分解成小政府。

B.公民平等及步兵的优势。决定公民之间平等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武器技术的性质。相对便宜、非专业人士能够操作,以及能提高步兵军事地位的武器,往往会促进权力的平等。

托马斯·杰斐逊写“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比几个世纪前发表类似的口号要现实得多。和拿着青铜燧发枪的典型英国士兵相比,一个拿着猎枪的农民不仅同等武装,甚至装备得更好。农民可以从更远的地方向士兵射击,而且精准度更高。

中世纪与此截然不同。手上只有一把草叉的农民——他甚至买不起更多的草叉,根本不可能对抗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骑士。在1276年,没人提出过“人人生而平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人就是不平等的;一个骑士的杀伤力超过几十个农民。

C.大规模暴力的优势和劣势。社会可能是几个大政府还是许多小政府,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是使用先进武器所需的组织规模。当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时,规模越大,回报越高,政府当然就会变得更大。

当一个小团体可以组织有效的手段抵抗大团体的攻击时(中世纪就是这样),国家主权就会趋于分裂;小型的、独立的组织就能行使政府的许多职能。

就像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探讨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看到赛博战士(cybersoldier,网络士兵)到来的曙光,他们是分权革命的信使。赛博战士不再专属于民族国家,很小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部署和使用。下一个千年的战争,会有很多由计算机主导的不流血的战争。

D.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权力应该分散在当地,还是集中在遥远的中央,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那些提供民生所需的重要企业的规模。

如果重点企业只有在广阔覆盖的贸易区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才能够获得最佳效益时,政府就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这种条件和保护,从中抽取大量的财富,用以支撑大规模政治体系所需的成本和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世界霸主主宰其他所有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反而会更有效地运行,就像19世纪大英帝国那样。

但在有些时候,大政治变量的结合会降低经济规模。如果维持大贸易区的经济利益降低,以前利用这种模式繁荣起来的大国政府就会开始分裂,即使攻防之间的军事平衡还一如既往。

E.技术的分散。关键技术的分散程度,是决定权力等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当武器或生产工具被有效地囤积或垄断时,它们就会使权力集中化。

事实证明,即使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技术,如机枪,如果分散程度不够高,也往往沦为强有力的攻击性武器,从而促进统治规模的扩大。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享有对机枪的垄断,他们可以轻松地征服边远的国家和地区,大幅扩展殖民帝国。后来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机枪被广泛采用,比较容易获得,又成为了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

在同等条件下,关键技术越分散,权力就越分散,政府的最佳规模就越小。

 

大政治变量的演进速度

虽然技术是决定大政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明显越来越重要,但在历史上,这四种因素都对权力的规模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当暴力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它的回报是否随之上升。这进而决定了,在权力规模和资源运用效率之间进行取舍的重要性,并强烈影响着收入在市场上的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在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变量的演进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地形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港口淤塞、垃圾填埋或地质侵蚀等局部的小变化之外,今天的地形状况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基本没差;而且,它还会继续保持现在,除非新的冰川期来临,或者发生剧烈的事件。

在更深远的时间范畴,地质年代可能改变,也许是对大型陨石撞击的反应,发生时间为1000万至4000万年之间。有一天,可能会再次发生地质运动,颠覆我们星球的地形地貌。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棒球和板球的比赛都将被取消。

气候波动比地质运动要活跃得多。在过去的100万年里,气候是造成已知大部分地表变化的推手。在冰河时代,冰川开凿山谷,改变河流走向,将岛屿从大陆割裂,或者降低海平面使它们相连。

气候波动对历史影响甚巨。它先是在上一次冰川期结束后催生了农业革命,后来又在低温和干旱期破坏了制度的稳定。最近,人们又对“全球变暖”表示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是,长远来看,更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似乎是变冷,而不是变暖。根据从海底采集的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分析,对温度波动的研究表明,目前是200多万年以来第二温暖的时期。

从17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如果天气变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变暖的警报反而令人比较安心。如果真的变暖,那就保证了气温将在异常温暖和相对良好之间继续波动,就像过去三个世纪所经历的。

微生物的演变速度对权力的影响,令人比较迷惑。微生物变异非常快,特别是病毒。例如,普通感冒就以几何量级的速度变异。

尽管微生物变异速度很快,但在改变权力边界的影响上,它们却没有技术的变革那么突然。部分原因可能是,自然界为了保持平衡,让微生物只是感染而不杀死宿主,对它们更为有利;毒性太强、太容易杀死宿主的病毒也会使自己难以存活。寄生微生物能够生存,关键就在于它们对宿主不能过于致命,或者全部是致命型的。

当然,打破权力平衡的致命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爆发。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黑死病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给14世纪的国际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的如果与可能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一是思考它本可能发生什么,二是看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知道,微寄生虫不可能不继续对现代人类社会造成破坏。

例如,有些微生物类似疟疾,但毒性更强,它本可能对权力的扩张构成障碍,阻止西方人对周边地区的侵略。

第一批葡萄牙冒险家驶入非洲水域时,他们本可能感染一种逆转录病毒,就是传染性更强的艾滋病,从而使新的亚洲贸易路线在开辟之前流产。

哥伦布和第一波新大陆的定居者,原本也可能遇到各种疾病,遭到灭顶之灾;就像那些被西方人带来的麻疹和其他儿童传染病灭绝的原住民一样。

但是,这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强化了人们的直觉,那就是历史自有定数。

在现代时期,微生物对政权巩固造成的阻碍,远远小于对其的促进作用。

在外围殖民地扩张的西方军队和殖民者往往会发现,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会被微生物因素所放大。

西方人被看不见的生物武器所武装,对某些儿童流行病具有相对的免疫力,而这些流行病则足以灭绝当地的原住民。所以,来自欧洲的航海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他们的对手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完全处于下风。

随着事态的发展,疾病的传播几乎是单向的,那就是从欧洲向外扩散;而在相反的方向,从外围向欧洲核心,并没有对应的转移。

可能有一个反例,有人说西方探险家将梅毒从新世界传入了欧洲。这一点存在争议。但即使是真的,梅毒也没有影响权力的扩张,它主要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

从15世纪末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之前,微生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日趋良性的。

尽管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尿毒症导致了很多个体的悲剧与不幸,但在整个现代时期,类似安东尼瘟疫或黑死病那样大政治影响力级别的疾病,并没有爆发。

公共卫生的改善,疫苗和解毒剂的发明,普遍降低了传染性微生物对现代社会的威胁,这也相对提高了技术对设定权力边界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近期出现的艾滋病,以及对可能大面积传播的外来病毒的警告,也许暗示着,未来不会再像过去500年那样,微生物对大政治的影响完全是良性的。

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新的瘟疫,造成全世界大面积感染,是不可知的。相比气候或地形的剧烈变动,寄生微生物的爆发,如病毒大流行,将更有可能挑战技术在大政治变量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没办法检测或预测,地球生命的性质与我们已知的会发生多大的背离。我们只能祈祷,在下一个千年,最重要的大政治变量是技术而不是微生物。如果运气继续站在人类一边的话,技术作为大政治变量中主导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然而,通过对第一场大政治变革,也就是农业革命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并非总如人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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