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三章 伊甸园之东 农业革命与暴力的复杂性 翻译11:对原始社会的永恒怀旧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6月30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家好,今天接着分享《主权个人》。我有一阵没上Clubhouse了,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上去听了一会儿,感觉人少多了。但是听到一段不错的对话。

两个很高级的教授,在讲那个话题,就是西方对中国的误判。西方精英认为,或者中方精英认为西方精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出现了,就会要求各种人的权利,社会就会德莫化。然后他们都被现实打脸了。

一个教授认为,这个经济发展带动德莫化的路径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所有的CM主义国家。我用《主权个人》中的大政治理论简单想了想,特别是关于运用暴力的成本与回报,感觉这个路径可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它只是一种癔猜,或者是错误的归因。

今天是第三章的下半部分,还是关于农业革命。下次就是第四章了,感觉每章分两次发布,是个不错的安排。前面的篇章请到公众号下方频道专栏内集中阅读。

 
 

第三章  伊甸园之东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从税负中解放了出来;因为税收吸走了“土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还没算中小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其他征收。”真可谓税负猛于虎,有时候甚至要通过处决来强制收税,这导致土地所有者遗弃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日耳曼的蛮族统治者,则仁慈地放弃了这些税收。

 

被搁荒的农田

在蛮族的统治下,来自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了,这为穷人获得和持有自由财产创造了机会。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些年头里,一些因为业主逃避税收而被搁荒的土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尽管当时环境很恶劣,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作物的产量也低得离谱,但对欧洲的小农户来说,黑暗时代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他们在那时候的地位,是在现代时期之前最高的。

首先,他们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而能够耕地的人口却越来越少,大片土地被搁荒。因为瘟疫、战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纷纷四散逃离,土地被遗弃,而人口也大幅减少。

其次,六世纪时发明了新的农业技术,黑暗时代的小农户带来了发展的优势,那就是安装在轮子上的重型犁。这种工具与改进的马具搭配在一起,使农民可以驱使多头牛,整理北欧的林地就变得很容易。

在这种环境下,土地市场几乎完全萎缩。任何人,只需要整理土地并与有关当局分享一部分产出,就可以获得新的耕地。这个过程被称为“垦伐”,在罗马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它很好地支持了人口的增长。到了8世纪,气温变高,农业效率也提升了,在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垦伐变得特别抢手。

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们,征服了前罗马帝国的领土,现在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剩下的大部分人口,耕种小块的田地,但是条件与其后的封建时期非常不同。比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或者主人,约占人口的7-10%。

在1000年之前,法国一个典型的村庄里,似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大约一半的土地。农奴很少,佃农的数量不超过人口的5%。奴隶制依然存在,但规模比罗马时期小很多。

为日耳曼王国提供军事保护的都是自由人,这些人由国王在地方上的代表——伯爵——召集并武装。即使是“小业主和中等业主”也要加入,要派一个人加入步兵一起作战。

在《皮特雷斯法令》中,秃头查理要求所有能力适宜的人,都要被集结起来,上马作战。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公元732年,教皇格雷戈里三世曾下令禁止人们食用马肉,意图推动这种军事需求。

来自自由民的步兵在地位和权利上,与骑兵并没什么区别。所有的自由人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司法会议,并向伯爵提出解决争端的请求。伯爵这个职位自从罗马后期开始出现,而在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贵族身份。

“在十世纪80年代,一种社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新现象,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社会的向下流动。而它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小型的土地所有者。”
-盖·博伊斯

 

然而,伴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几件事,破坏了日耳曼王国维护的、自耕农与自由民(永久产权持有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

1、人口逐渐恢复,对土地的利用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大面积最肥沃的无主之地都被投入了生产,特别是在北欧。相对土地供应,农民人口的增长使单个农民的劳动价值降低。

在黑暗时代,孩子往往可以平等地分享父母的财产;经过继承,大多数自由民的土地被分割成了越来越小的地块。在人口不断增加、地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土地再次产生溢价;曾经消失的土地市场,在10世纪中期也再次活跃起来。

2、在1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气候突然变冷,给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982年到984年,连续三年作物歉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994年,歉收和饥荒再次袭来。

随后,在997年,爆发了瘟疫,使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场瘟疫对小型家庭结构的打击特别大,因为小农户缺乏资源去替代失去的家庭劳动力。连年的作物歉收和灾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危机。当粮食产量无法恢复,他们就无力支付抵押贷款。

3、重装骑兵日益重要导致权力关系日趋不稳。中世纪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吉斯描述了装甲骑兵向中世纪骑士的转变:

骑士原本地位平庸,但因其昂贵的马匹和盔甲而高于农民。慢慢地,他们提升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仍然处于上层社会的最低等级,但骑士身份被赋予了一种荣誉;这种荣誉为大贵族乃至皇室所珍视。

骑士的魅力主要是教会将这个身份进行了基督教化,它通过各种政策,将骑士的仪式神圣化,并且宣扬一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被违反的次数可能远超过被遵守的次数,但是它们对后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指出的,马镫的发明,使全副武装的马背骑士拥有了强大的攻击能力。他现在可以全速地进攻,而不会被长矛刺中敌人产生的冲击力给甩出马鞍。

重型骑兵的军事价值,因为一项亚洲人的发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项发明在10世纪传到了欧洲,那就是马蹄铁,它延长了马匹在道路上奔跑的时间和寿命。此外,提升骑士作战效率的发明还有,方便骑士挥舞重武器的马鞍、马刺,以及用一直手就能控制马匹的马鞍。

显然,这都是一些很小的技术革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大大降低了小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无力饲养战马及武装自己。在专门为打仗而饲养的马匹中,比较便宜的是一种叫做destriers的大体型冲锋战马,价值4头牛或40只羊,更好的战马则需要10头牛或100只羊。盔甲也是小户人家负担不起的,一套相当于60只羊的价格。

 

4、寒冷的天气、农作物的歉收、饥荒和瘟疫,在1000年降临之前,纷至沓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或者基督再临就在眼前。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虔诚的信徒也好,被吓坏了也好,纷纷将他们的土地交给教会,准备迎接世界末日。

 

“只有穷人才卖地”

十世纪末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为封建革命铺平了道路。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和天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困境。粮食产量迟迟不能回复,自由民也面临着绝望的境地。

市场总是会把最大的压力放到最弱的财产持有者身上,而这其实是它的一个优点;借此可以把资产从弱者手中转移出去,提高利用效率。

但是,在十世纪末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几乎是唯一的职业。一个家庭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

面对这种悲惨的前景,在封建革命期间,许多或大多数自由民决定放弃他们的土地。用盖·博伊斯的话说,“农民想要守住自己的耕地,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让给教会,自己保留用益权。”其他人则把全部或部分土地让给了他们信任的富农,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邻居,或者是亲戚。

这种财产转让的条件是农民以及他的家人和后代要继续在田里工作。贫穷的农民可以享受到一些互惠的支持,来自于持有大量土地的人,现在被称为“贵族”,他们有能力购买马匹和盔甲,从而为不断扩大的庄园提供保护。

这样的交易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新农奴主义,它是延续经济所有权和丧失赎回权的中途站。但更多时候,它是农民无法拒绝的贱卖。

生产力的下降不仅使贫农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还激发了暴力掠夺的增长,从而破坏了社会的财产安全。

因为可获得的马匹和饲料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能力从中抢到一部分资源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财产都不再安全了。他们的境遇放到今天,就好像你必须用一种新型武器保护自己,而需要支付的价格是10万美元;如果你付不起,你就只能受制于那些买得起的人。

短短几年时间,国王和法院维护秩序的能力就崩溃了。任何拥有盔甲和战马的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结果就像是10世纪末的《银翼杀手》,一场抢夺和斗争的大混战,当局根本无力阻止。

武装骑士的抢劫和袭击扰乱了乡村的秩序,但这绝不是说受害者都是穷人;相反,大户人家中的老弱病残及准备不足的人,才是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有更多的财产。

这种情况发生在降温、饥荒和瘟疫对资源造成压力的时刻,绝不是一种巧合。可能导致权力变革的大政治条件在之前已经存在了,但它的潜能要等到危机被触发才会释放出来。歉收和饥荒就是这样的催化剂

虽然很难准确重构事件的发展顺序,但抢掠是源于让人绝望的经济环境,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而暴力一旦被释放出来,显然已经无人有能力再动员力量去阻止它了。绝大多数农民都武装单薄,当然无能为力;即使几十个农民也打不过一个重武装的骑士。自由民,就像他们的国王和伯爵,也同样挡不住土地被掠夺。

 

“来自上帝的和平”

穷途末路之下,在暴力肆虐的农村,教会出面进行休战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启动了封建主义革命。

历史学家盖·博伊斯这样说,“政治当局失能,教会发动了一场名为‘上帝的和平’的运动,代替政权进行秩序恢复。他们以‘和平议会’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违反者将受到革出教门的惩罚。他们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和平集会’,得到了骑士们的宣誓效忠。这项运动起源于法国的中部地区(989年的夏鲁瓦议会,990年的那波内议会),然后逐渐蔓延开来……

教会达成的交易是,承认武装骑士在当地社区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暴力掠夺的终止或缓和。

在十世纪末期,由于暴力事件激增,在土地的地契上突然开始出现带有“nobilis”或“miles”的头衔,以表示领主的身份。仅仅在几年前,同一个人的财产交易记录,还没有显示出这种区别。

贵族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是封建革命创造出来的。

由于生产力下降,小农丧失经济保障,武装骑士作为大政治的主导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领主占有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即封建主义)。

到1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末,自耕农基本上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兼职务农,所持有的土地已经缩减到从前的一小部分。小农户及其后代沦为了农奴,大部分时间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包括教会的及非教会的。

伴随着封建革命,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封建主义越来越被强化。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人们开始大兴土木,建设城堡。最早的城堡出现在西北欧,是9世纪为应对维京人的突袭而打造的,都是原始的木制结构。

城堡最初是卡洛琳王朝官员的指挥中心,封建革命之后,成为了世袭财产。这些早期的堡垒比后来的要原始得多,但还是很难被攻破。

城堡一旦建立起来,想把它夷为平地,就要费尽千难万险。随着城堡在乡野之间遍布林立,国王或他的伯爵们越来越不可能挑战地方领主的霸权地位

 

教会对生产力的贡献

封建主义是农业社会在生产力低下时对秩序崩溃的一种反应。在封建社会早期,教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会的贡献如下:

1、在军事力量分散的环境中,教会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超越割据的地方势力,制定为各方所遵守的秩序规则,维护和平。这是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胜任的。

伟大的宗教权威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真假无关”,即使是那些“荒唐的、令人厌恶的宗教,如野蛮部落的,也是社会机制中重要的、有效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早期的教会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它做了只有宗教组织才能做到的事,它帮助制定了规则,并帮助人们摆脱激励的陷阱和行为的困境,其中一些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发生的道德困境,有些则是当时大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地方性困境。

在1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世纪的教会在恢复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向地方政府提供宗教和仪式上的支持,降低了在地方形成暴力垄断的成本,或者至少是一种弱垄断。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帮助建立了社会秩序,并为最终达成更稳定的权力结构创造了条件。

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在世俗权力无力遏制的私人战争和过度的暴力冲突中,教会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相对于世俗权威,教会越来越重要,从一点即可以看出。到11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是基于教区,而不再是从罗马帝国到黑暗时代一直存在的民事权力划分,即基于ager(地块)或pagus(城镇)。

2、教会是保存和传播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主要机构。在中世纪,教会资助大学,并为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

教会还建立了一种机制,可供人们复制书籍和手稿,包含当时几乎所有的农牧信息。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但本笃会修道院的缮写室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替代的印刷形式。尽管缮写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但它是封建时期复制和保存书面知识的唯一手段。

3、教会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早期,这部分归功于农地的管理者往往是识字的。

在13世纪以前,那些帮助世俗领主管理土地的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靠一套精心设计的符号进行记录。尽管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农民,但是,他们没办法学到那些非自己发明或非亲眼所见的、改良的生产方法。

因此,教会对提高谷物、水果和种畜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教会的机构广泛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它可以将产量最高的种子和种畜送到低产的地区。北欧对圣酒的需求,促使修士们培植了更耐寒的葡萄品种,可以在寒冷的气候中生存。

教会还以其他方式提高了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在封建革命期间,很多捐给教会的土地,由于地块太小,经济效应不高,被教会重新分配,以提高耕作效率。教会还提供小型农业社区需要的辅助服务。例如,在许多地区,教会拥有的磨坊,可将谷物磨成面粉。

4、教会承担了今天被政府吸收的诸多职能,包括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在权力分散的时代,这是克服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困境”的一种方式。

中世纪早期,有特定的教团致力于工程建设,如修路、补桥、重修罗马时代的水渠。他们还开垦荒地,建造水坝,排泄沼泽。

一个新的修道会,卡尔图斯会,在法国的阿图瓦打出了第一口“自流井”。他们用冲击钻,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小洞,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泵水的水井。

在欧洲的低地国家,西多会负责维护海堤,并修建堤坝。农民将土地租给西多会的修道院,再租回来,而僧侣们则承担维护和管理的全部职责。西多会还率先开发了水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广泛应用于“敲打、举重、研磨和压榨”。

明谷修道院则从奥布河挖了一条两公里长的运河。在那些已经迁移到古罗马驻军道路之外的人口中心,教会也参与进去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桥梁。对那些修建或维修过河道以及为路人提供收容的地方领主,主教还为他们颁发了赎罪券。

由圣贝内泽成立的修士会,即“桥之兄弟”,建造了当时最长的几座桥,包括阿维尼翁桥,一座横跨罗纳河的大桥,有20个拱形结构,在一边有一个小教堂和收费亭。就连一直到19世纪还屹立不倒的伦敦桥,也是由一位教士修建的,资金中还有1000马克的捐款是来自教皇的使节。

5、教会帮助孵化了更复杂的市场。比如说,建造大教堂与桥梁或水渠等公共设施的意义是不同的。至少在原则上,教会建筑只用于宗教仪式,而不是商业场所。

但是,不要忘记,兴建教堂有助于创造一个可以深化手工业和工程技能的市场。就像在冷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军备竞赛无意中孵化了互联网;中世纪大教堂的兴建也催化了其他种类的衍生品,这就是商业的孵化

教会是建筑商和工匠的主要客户。教会采购用于圣餐仪式的银器、烛台和装饰教堂的艺术品,创造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奢侈品市场。

在诸多方面,教会缓和了武装骑士在“封建革命”期间和之后释放出的凶残暴力。教会还对提升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早期的几个世纪。

总之,教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它很好地满足了黑暗时代末期农业社会的需要。

 

暴力面前的脆弱

就像五个世纪之前罗马的陷落一样,“1000年左右的封建革命,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暴力动乱”;它看似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但也是由很多相互影响的复杂因素造成的。

然而,这场恶人的胜利以及他们创造出的压迫机制,完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觅食阶段相比,在暴力的组织和压迫的强度上,农业社会都有了质的飞跃。

这从一开始就反映在农耕民族更加好战的文化中。在农业社会早期,人们崇拜的神是雨神和水神,因为农民认为这些神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然而,降雨或发水的神也往往是战争之神,最早期的国王都会召唤他们;而国王则又是战争之王。

人们的生活因农业革命的变革而改变,农业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想象之中。被逐出伊甸园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觅食到耕作的转变,它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从毫不费力就能在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得食物的自由生活,沦落到了艰苦劳作方能糊口的境地。

 

失乐园

农业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一批农民确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他们的辛勤劳作中,诞生了城市、军队、算术、天文学、地牢、葡萄酒和威士忌、文字、国王、奴隶制和战争。

尽管农耕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但从原始经济转变到农业,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创世纪》的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类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圣经中伊甸园的寓言,就是人们对觅食者在荒野中享受轻松时光的深情回忆。有学者指出,“伊甸园”这个词似乎就来自苏美尔语的“荒野”一词。

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口稀少的野外,到定居在从事农耕的村落,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圣经》中,也表现在人类对早起和出门工作的永恒怨恨之中。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一书中,斯蒂芬·博伊登写到,伴随农耕而来的新生活方式是“逃避”(evodeviant)。

在农业出现之前,成千上万代的人们,都像亚当一样生活在伊甸园中,而且他的造物主邀请说:“园中各样的果树,你都可以随便吃。”狩猎采集者没有庄家需要照料,没有牛群需要看管,没有税收需要支付。他们像无业游民一样,随心所欲地漂流,很少干活,不用对任何人负责。

自从有了农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且总体上更加压迫人。“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农耕是艰苦的劳作,在人类的记忆中,农耕之前的生活就是失乐园

农民凭双手创造的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暴力的逻辑,这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创世纪》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确立为“耕地的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圣经不可思议的预言能力的一部分。

而圣经的故事之所以由牧羊人讲述,也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农业是怎样给暴力提供了杠杆。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圣经的记载概括了一种逻辑,在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去演绎它。

农业是纷争的孵化器,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提高了暴力的回报,也极大地提升了财产保护的成本与难度。

有史以来第一次,农业使犯罪和政府都成为了赚钱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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