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中国告别比特币“挖矿”

来源于《财新周刊》 2021年07月12日 第27期 听报道
随着四川20多个比特币矿场拉闸关停,曾经荷载全球六成算力的中国比特币“挖矿”告终

5月3日,四川黑水,一位藏族妇女正在搬运从新疆转运来的矿机。她动作熟练,手里捧着的电源线像一束花。

文|财新周刊 萧辉
图|财新周刊 丁刚 图片编辑 陈婉婷

叶朗不时抬手看表,当时针来到6月19日晚上9点,他皱紧眉头,手微微颤抖,在微信工作群里下达指示:关机拉闸。

“结束了,都结束了。”叶朗喃喃自语,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明显的失落和不甘。

此前一天,6月18日,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能源局发文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文件要求,各市州电力公司在6月20日前完成对26个疑似比特币挖矿项目的甄别、清理、关停工作,叶朗在阿坝州黑水县担任厂长的比特币矿场位列26个被点名单位榜首。

早在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坚决防控金融风险,“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金融风险全方位扫描预警,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着力降低信用风险,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这是中央层面首次态度鲜明打击比特币挖矿,随后各地政府落实整肃比特币挖矿。

6月19日,惶恐不安的叶朗收到阿坝州供电公司的文件,要求其矿场在当天晚上10点前自行将负荷压降为零,半夜零点供电公司将切断电源。叶朗将矿场关机时间定为晚上9点。

40岁的叶朗自称“开荒者”。2019年11月,他带着工人在紧邻毛尔盖河的一片果园上搭建出占地54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总装机容量26.6万负荷的大型比特币矿场。高峰时期,六个用岩棉板和钢架搭建的简易厂房里有8万台矿机昼夜运转,闪烁着蓝绿荧光的矿机和散热风扇发出轰隆隆的巨大噪音,掩盖了厂外那条奔腾咆哮的河流声。

比特币是通过全球联网共同解码的计算机运算后,按照对应算力发行的一种虚拟货币,计算机算力获得比特币的过程被俗称为“挖矿”,矿机聚集的地方因此被称为“矿场”。比特币挖矿的核心是算力,矿机24小时不停地进行哈希碰撞,争夺区块链的记账权。谁记账,生成的比特币就归谁。

2009年,全球首款比特币算法软件出现,只需要接入网络的电脑运行算法软件,完成运算任务,就能获得比特币。最早的“挖矿”从业者大多是用计算机显卡“挖矿”,使用居民用电,单打独斗,并没有形成规模化“挖矿”。生产专门矿机,逐渐把“挖矿”做成一门规模化产业,这本身就违背了比特币设计者中本聪的去中心化原则。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国的比特币矿场一般逐“水电”建在偏僻的崇山峻岭江河之间,原始土地和现代区块链文明在中国碰撞出一幅魔幻怪诞的场景。

中国的比特币矿场一般逐“水电”建在偏僻的崇山峻岭江河之间,原始土地和现代区块链文明在中国碰撞出一幅魔幻怪诞的场景。图为2021年3月15日,新疆某比特币矿场雪后外景。

6月19日,笔者从成都经都汶高速公路驶入崇山峻岭的川西,沿途看到近十个简易的比特币矿场沿河而建。驶过飞石和泥石流高发的危险地段,经过近10小时车程,晚上8点左右抵达叶朗所在的矿场。两层楼高的厂房里,排成矩阵的数万台矿机密密麻麻,正发出最后的“吼声”。走进厂房,人立即被迎面而来的热浪和噪音震得头晕,即使2000台大功率电扇不停运转,室内温度仍然超过40摄氏度,噪音超过100分贝,和身边的人说话要扯着嗓子大声喊。

晚上9点,叶朗一声令下,矿机运维人员挨个按停连接矿机的电开关,蓝绿显示屏的荧光次第熄灭,噪音逐渐减小。将近10点时,机房的数万台矿机全部关停,整个矿场归于寂静,只剩下几盏生活照明灯发出微弱的光亮。

叶朗第一次注意到了大山深处的满天繁星,厂前水流声和不远处农家犬吠清晰传过来,突如其来的安静让他很不适应。“我还是喜欢听机器轰隆的声音,那是印钞机的声音。在我们币圈,有句话叫‘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叶朗说。

“老板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大水冲来的。”矿场负责人叶朗笑着说。西南地区丰水期到来之际,一辆又一辆满载矿机的大货车从新疆等地开向四川的大山深处。夜幕降临,四川阿坝某地的比特币矿场灯火通明。矿机的蜂鸣器声混杂着奔腾而过的流水声,对于“矿工” 们来说,这就是印钞机的声音。

晚上11点,矿场的“矿工”们,也就是机器运维人员,成群结队去几公里外的乡镇饭馆吃宵夜,纪念这最后的夜晚。镇上2020年新开张的六家饭馆,在深夜被挤得满满当当。平时沉默的“矿工”们,在这最后的夜晚情绪激动地喝着啤酒,聊着不确定的未来。一名“90后”矿工一口饮尽杯中的啤酒,脸泛着红光,吼了一声:“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失业了。”

这不仅是叶朗矿场的最后一晚。早在数月前,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已陆续整顿、关停比特币矿场,如今中国比特币矿场的最后一个“堡垒”四川也崩盘了。一位业内人士总结:“中国比特币‘挖矿’时代终结。”

权威数据显示,近两年中国拥有全球比特币算力的65.08%,排名第二位的美国仅占7%。随着6月20日四川矿场全部关停,全球比特币算力骤降。QKL123数据显示,6月21日比特币全网平均算力129.52EH/s,相比5月13日的历史最高点197.61EH/s跌去34%。同时据OK Link数据,Ant Pool、Pool in、Huo bi Pool等具有中国背景的排名全球前十的比特币矿池算力急剧下降,近24小时算力下降幅度分别是21.05%、16.45%、31.19%。

叶朗的淘金之旅

6月21日早上,叶朗第一次在鸟鸣声中醒来。他凝神侧着耳朵,没有听到机器轰隆的“印钞声”。叹了一口气,叶朗还是起身,按惯例在矿场里巡视一圈。

作为矿场厂长,叶朗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矿场秩序,最主要是确保矿机安全运转。如今矿机全部关机,运维人员把机器搬入仓库,陆续撤出矿场,矿场显得冷清。

“前些天,这里还很热闹,机器不断从外地运过来,运维人员陆续来报到,我给他们分配宿舍,三人一间,热闹程度就像学校入学现场一样。”叶朗说。高峰时期,叶朗手下有80名机器运维人员,他们管理着8万台“挖矿”机器。

叶朗说,由于关停的消息来得突然,还有七卡车的机器正在从新疆运往四川的途中。“返回也不行,来四川也没地去,骑虎难下。”

叶朗对这个矿场感情很深:“从拿地谈判,到一砖一瓦都是我看着搭建的。”建厂的经历颇为曲折。叶朗在老家安徽安庆的一个小县城开了14年网吧,每年靠四个网吧收入三四十万,在县城里日子过得安逸自在。2017年,叶朗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买入的显卡涨价了,用了几个月的旧显卡被人用高价回收。“旧显卡能当新显卡卖,还能涨价。”叶朗觉得很蹊跷,一打听原来这个显卡可以挖ETH(虚拟货币的一种)。叶朗买了200个ETH,600元左右一个买入,持有两年,在6000多元的价位卖出,翻了10倍。2018年,叶朗关闭了老家的三家网吧,仅留一家网吧让妻子看守,他抵押了房产,又找亲戚借钱,揣着300万元到四川寻找比特币挖矿机会。算力是比特币挖矿的核心,而天文数字般的算力,背后依托的是庞大的电量,因此比特币挖矿的商业模式核心是便宜电价。位于川西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之间的阿坝、甘孜、凉山三州,由于地形落差带来丰沛的水电资源,成为比特币挖矿淘金者青睐的地方。

2018年,叶朗考察了朋友在汶川开的小型矿场,第一次看到2000台矿机同时嗡嗡运转,风扇呼呼吹,叶朗觉得很神奇、很兴奋。谁能拿到便宜的电价谁就能建厂“挖矿”。叶朗打听到阿坝州黑水县电力资源充沛,初到四川没啥人脉根基的他,拉着朋友一趟趟往黑水县政府部门、国企供电站跑,争取水电资源,经常是凌晨1点从成都开车出发,早上到黑水县,第一个等在政府机构、国网供电站门前,磨嘴皮子拉关系。

2019年4月,叶朗终于和黑水县晴朗乡的一家供电站谈妥,4月开工建厂,一个月后建成。原来谈好2019年5月30日通电,机器进场了,电迟迟不来。叶朗苦苦等了大半年,运维人员和机器陆续搬走,最后矿场只剩下他和一个工人。那是他最难熬的一段经历,每天除了守着机器,无事可做,一天抽三包烟,抽到吐为止。厂子里没有通电,夜晚一片漆黑,叶朗吃了晚饭早早睡觉。2019年8月的一个夜晚,泥石流侵袭了他所在的矿场,当晚他已经入睡,幸好村民叫醒他逃过一劫。电迟迟不来,叶朗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他把微信名改成“爱拼才会赢”。

2019年11月,时来运转,朋友把拥有丰厚人脉关系的四川商人刘伟民(化名)介绍给叶朗,当时刘伟民和黑水县的一家国企供电站谈好合作,准备建厂。叶朗被委任为厂长,他物色好紧挨着扎窝变电站的一块蔬菜瓜果地,和14户人家拉锯谈拆迁赔偿,11月动工开建,矿场第一期于2020年1月18日投产。建厂房时出了个事故,差点弄倒了电站的水泥电线杆,它连着一大片居民用电。叶朗想起来后怕,如果真影响了居民用电,最坏的结果可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

矿场通电的当天,测试开机时,一个电容器发生爆炸。叶朗当时就站在旁边,爆炸那一瞬间他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往天上蹿。他捂着头,心想完了,幸好后续检修无事。

矿场有惊无险开张,又遇到新冠疫情,叶朗要管着上万台机器的运转,还要和政府对接管理矿场里50多名员工的防疫,春节就守在矿场里过年。但机器开动起来,每天就有钱入账,叶朗干得很起劲。这家矿场主要是刘伟民投资,叶朗跟着投了近10%的股本,他自己还买了100台矿机,放在矿场里挖比特币,矿场里很多矿机也是客户托管的。叶朗算了一笔账,到2020年底,通过买卖机器和炒比特币,他小挣了一笔,还清了债务,还在老家安庆交了首付买了一套房。

进入矿场,上万台机器同时轰鸣产生巨大噪音,墙边粗大的电路管线像动脉血管一样源源不断给矿机输电。以蚂蚁S19Pro矿机为例,其每台每小时约耗电3.25度,相当于4台家用1匹空调1小时的用电量。据叶朗介绍,位于四川黑水县郊一个矿场的耗电量,约为十几个黑水县城的日常耗电量。

2020年10月,四川进入枯水期,电价从丰水期的1角多涨到近6角一度,矿场搬迁到新疆。这是“挖矿”行业的特性,像候鸟一样逐便宜的水电而居。叶朗没有随矿机搬迁,他留守在黑水县,负责矿场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到2021年4月底,第三期工程修建好,厂房扩大了1倍,丰水期到了,新疆的矿机又陆续搬回黑水县矿场。

在新疆,矿场或分布于离电力资源最近的工业园区,或深藏沙漠之中。

叶朗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他盘算着,只要电稳定了,今年挣钱是稳稳的,建矿场的近亿元投资很可能到年底就回本:这个矿场总装机容量26.6万负荷,这意味着所有矿机每小时耗电26.6万负荷,一天耗电638.4万度,假设按照八成装机容量,每天至少消耗510万度电。每度电收取差价至少1角,这意味着按照保守估计,矿场每天可以从托管机器的客户那里纯挣51万元,一年算6个月丰水期180天,矿场收取电费差价的一年纯利润就超过9000万元。

然而,随着一声禁令,比特币挖矿被叫停,一切成了泡影。6月25日,留守到最后的叶朗锁上矿场大门,返回成都。“这个厂子可能会整平,不留任何痕迹,就像一切不曾发生。”

四川矿场主的兴衰

“大哥,全都关机了。”6月19日晚上11点,刘伟民在成都CBD宽敞的办公室里,收到集团公司负责管理矿场的严总短信。严总是叶朗的上级,管理集团分布在四川阿坝、甘孜、凉山三州和新疆准东经济开发区、伊犁等地十多个比特币矿场。

和叶朗同岁的刘伟民,是业内公认的比特币挖矿大佬。据业内人士估算,四川大约每小时有800万负荷电用于加密货币挖矿,刘伟民在四川的10多个矿场用电总量每小时达100万负荷,占到四川比特币矿场用电总量的八分之一。刘伟民透露,全球平均每天挖900个比特币左右,高峰时期每天从他的矿场挖出的比特币多达70—80枚。

刘伟民坦言,他并不像币圈某些大佬一样对比特币有信仰。2016年,刘伟民误打误撞进入比特币挖矿领域。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毕业的他,早年做桑椹种植项目失败,2015年负债200多万元。大学时和他一起玩游戏的朋友介绍了比特币挖矿,刚开始他完全不懂比特币:用电脑计算就能挖出可全球交易的钱?刘伟民感觉这像“传销”。但现实负债压力逼他铤而走险,拿出仅有的1万元买了10台矿机,放在绵阳市大学生创业园区——园区对大学生创业企业实行电费免费政策。蹭园区的免费电,每台机器一天有10多元收益,10台机器每天收益近200元。两个月刘伟民就回本了。他又追加50台矿机,电量激增,2017年元旦,园区受不了,只能把他赶走了。

从“挖矿”中尝到甜头的刘伟民决定大干一场。2017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大规模集中的比特币矿场,矿工们各自寻找小规模的用电分散“挖矿”。2017年初,刘伟民买了200多台矿机,到处找水电站合作。

“找水电站的那段时间,每天在山中开车来回跑,有一次一块飞石砸中车天窗,差点就没命了。”当时刘伟民的矿机一小时才用电几百度,国企电站看不上这么小规模的用电量,刘伟民找到一个对比特币有兴趣的民营水电站,合作分成“挖矿”。边做边扩大规模,到2017年9月,刘伟民积攒了1万台左右机器,从四个偏僻的小水电站购电“挖矿”,当年他还清了200多万元负债,还有盈余扩大矿机规模。

也就是在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比特币交易平台在中国关闭,引发币圈行情震荡。刘伟民也一度迷茫:是继续“挖矿”,还是就此退出?徘徊了数月,到2018年初,比特币挖矿行业挺过了艰难期,刘伟民也调整了商业战略,从以自己“挖矿”为主到兴建大规模矿场,帮助客户托管矿机,争取电费差价。“开矿场好比农民种粮食,不管比特币行情如何变化,‘挖矿’总是需要的,开矿场是笔相对稳定的投资,一般一年回本。”刘伟民说。

2018年,比特币行情看涨,大量资金进入比特币挖矿行业,矿机越来越集中,用电需求量越大越大。另一方面,在国家没有明令禁止比特币挖矿的前提下,四川省部分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区调整了政策,以“大数据高科技公司”的旗号招商引进比特币矿场,丰水期有大量水电资源盈余的国企电站也向比特币矿场开放售电。政策利好,比特币矿场像雨后春笋沿着河道边的水电站冒出来,有的矿场干脆建在水电站内。

2019年8月,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确定在甘孜、攀枝花、雅安、乐山、凉山、阿坝等6个市州开展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试点,引进“挖矿”企业消纳多余的水电。这些地方大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很难引进工业企业,比特币矿场动辄一天上百万度电的消耗成为盈余水电最佳消纳客户,用电带动了当地税收和经济发展,矿场主成为地方政府青睐的对象。

在四川,矿场常选址在大负荷的变电站旁,或挨着河边的水电站。

刘伟民投身“挖矿”行业早,借助早期的人脉资源和行业风口,迅速把矿场扩展到川西六市州,跃升为四川“挖矿”大佬,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和同行们经常被邀请参加政府的会议座谈,大谈水电变废为宝、大数据公司(“挖矿”企业)帮助地方脱贫的好处。刘伟民的矿场每年向当地政府捐赠上百万元扶贫资金。在黑水矿场的办公室,还摆放着黑水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赠送的锦旗:“真情帮扶脱贫致富,扶危济困情系百姓”。他还在凉山州木里县成立教育基金,资助上百名女童读书。

“地方政府重视我们的贡献,我一度有了信心,认为‘挖矿’行业大有作为。”刘伟民告诉财新,他一度筹划公司在美国上市,“公司若上市,就能证明我们做的是正规行业”。尤其2020年12月底到今年三四月份这波行情看涨,比特币币值在2021年4月14日达到峰值64863美元,推动了比特币“出圈”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以前认为刘伟民在从事传销行业的亲戚,也纷纷请托他托管矿机,想在这轮比特币热潮中分一杯羹。

即使在今年初,中央政府大力提倡“碳中和”、节约能源,刘伟民在5月份之前依然没有察觉到危机来临。今年3月,刘伟民又花了1亿多元在甘孜州新建了一个装机总容量30万负荷的新矿场,5月份建好,还没投入使用就被废弃。

5月3日,四川黑水,一位藏族妇女正在搬运从新疆转运来的矿机。她动作熟练,手里捧着的电源线像一束花。

矿场附近村庄的村民配合默契地将矿机上架。他们每年都要搬上和搬下机器好几次,每天一两百元的搬运费已经成为他们日常收入的重要部分。

妇女们一筐接一筐地用背篓运送矿机。原始的搬运方式和现代科技,在这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碰撞。

一名妇女在打量矿机,她不知道这些机器的用途。有当地人认为,这是类似充电宝的东西。

小孩们坐在矿机的泡沫包装盒上休息。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两年村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外地人。
比特币挖矿的能耗问题,一直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测算,截至2021年5月10日,全球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大约是149.37太瓦时(1太瓦时等于10亿度电),已经超过马来西亚、乌克兰、瑞典等国的耗电量。惊人的能耗和国家“碳中和”战略相悖,“挖矿”大省份内蒙古自治区首先对比特币挖矿发难。今年3月1日,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征求意见稿)》,提到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4月底前全部退出,同时严禁新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确保能完成能耗目标。5月18日,内蒙古发改委官网发布公告称,设立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举报平台,举报范围包括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伪装成数据中心享受税收、土地、电价等方面优惠政策的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为从事虚拟货币挖矿企业提供场地租赁等服务的企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电力供应从事虚拟货币挖矿服务的企业。5月25日,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根据八类对象分别提出不同的打击惩戒策略。对以虚拟货币形式进行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挖矿”企业、人员纳入失信黑名单,对参与“挖矿”的公职人员,一律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等。

随后,青海、新疆、云南等比特币挖矿大省份逐步推行整顿、清理比特币矿场。6月9日,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关于全面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通知》,要求开展清理整顿。严禁各地区立项、批复各类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对现有的各类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全面关停。同时,坚决查处纠正以大数据、超算中心等名义立项但从事虚拟货币挖矿的项目主体。

同一天,新疆昌吉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立即对虚拟货币挖矿行为企业进行停产整顿的通知》。通知中表示,从事虚拟货币挖矿的企业须于6月9日14时前全部停产整顿。

6月12日,云南省能源局办公室人士确认,根据通知要求及时组织各用电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在今年6月底完成比特币挖矿企业用电清理整顿,严肃查处比特币挖矿企业依托发电企业、未经许可私搭私接用电、逃废国家输配电费、基金以及附加牟利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立即中止供电;严肃查处发电企业未经许可,利用所发电量私自向比特币挖矿企业供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比特币挖矿企业用电安全隐患,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关停整改。

刘伟民告诉财新,当内蒙古、新疆陆续叫停比特币挖矿时,他还心存侥幸,因为内蒙古、新疆等地“挖矿”用电主要是靠烧煤火电为主,能耗大,污染大,和国家的“碳中和”战略相违背。但四川“挖矿”主要依托弃水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而且他们是帮助地方政府消纳过剩的水电,属于政府保护的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园区电。

真正让刘伟民感到不安的是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这是国家层面明令禁止、打击比特币挖矿。几天后,四川省叫停了比特币挖矿,刘伟民的矿场停业。在这期间,刘伟民参加了一个政府组织的会议,会议上地方政府对“挖矿”态度相对模糊,肯定了“挖矿”对当地经济的积极作用,计划让“挖矿”逐渐退出,而不是立即“一刀切”。6月初,刘伟民的矿场一度恢复生产,并没有相关政府部门干涉。刘伟民一度觉得涉险过关,至少可以熬到丰水期再退出,但最终靴子落地,6月18日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能源局下令禁止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比特币挖矿的最后一个“堡垒”在中国被攻破,比特币挖矿时代在中国结束。

狂热的淘金者

一名业内人士向财新分析,国家此次坚决叫停比特币挖矿,一方面是因为“挖矿”的能耗问题,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比特币市场缺少有效监管,冲击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把金融风险扩散到社会个人。

刘伟民在比特币挖矿行业浸润了6年,从负债200多万元的落魄创业失败者,华丽转身成为一家资产数十亿元的“大数据公司”老板。他坦言,比特币行业是一个让人血脉偾张的圈子,这个行业创造了很多财富神话,一夜暴富的传奇和血本无归的故事在这个圈子交替上演。

巨额财富让人激动,也让人容易丧失理智。刘伟民告诉财新,他亲眼见证身边的一个朋友,在一年内从1万元到1亿元再回到身无分文的境地。那是一个32岁的矿工,1万元起家投资买了几台矿机,又“挖矿”又炒币,每一波操作点踩得好,2018年积攒了1万枚比特币,按照当时行情价值1亿多元。他风光了一阵子,买了一辆路虎越野车,在河南老家买了一栋别墅。轻易得到的财富使得他杀红了眼,2018年底加数倍杠杆炒比特币,1万枚比特币全赔了还欠了债,他卖了车和房,又回到矿场做底层“矿工”。财新联系这名吴姓“矿工”,他拒绝接受采访,“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一场游戏一场空”。

叶朗放弃老家的安逸生活,38岁独自一人到四川创业,两年不曾回家。他告诉财新,他相信比特币财富神话,希望从这个行业淘到金,让两个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只有中学文化的网吧主脱口而出一串前沿的金融概念,他认为“马斯克是个搅局者,把比特币行情煽动起来,被监管部门盯上,把我们小民的事搅黄了”。他会习惯性每天看盘,持币的时候半夜会爬起来看三回盘,2点起来看一回,3点起来看一回,上厕所再顺便看一回,心情随着币价起伏。叶朗的4枚比特币,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价位卖出,当时他还觉得自己能扛,身边有人在六七万元人民币的价位就卖了。后来看到比特币涨到40万元人民币高位,他拍了拍胸脯又拍了拍大腿,后悔了。“这个行业起伏很大,我心情也一上一下,很折腾人,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叶朗告诉财新,即使国家打压比特币挖矿,他还是会继续从事比特币行业。他认为,越是行业震荡的时候,站在大部分人的反面,越有机会。

“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叶朗说,他计划等矿机暴跌时,抄底买入一波机器,分散“打游击”“挖矿”。“政府不允许企业‘挖矿’,没有禁止个人‘挖矿’。”在叶朗的老家网吧,没有顾客的时候,老旧的显卡依然在慢慢挖ETH。

“90后”矿工陈良也对财新说:“即使国家禁止比特币,但禁止不了我对比特币的信仰,相信它一定会大涨。”陈良2020年才入行,他买了10台机器,半年纯挣了3万元;他又操作了几笔炒币,低点买入,高点卖出,运气好每次都踩对点,一年功夫攒了50万元。今年3月份比特币值在高峰期,陈良有点膨胀,他操作了两笔杠杆,结果赔了15万元。“平仓的时候,心疼得整晚睡不着,以后再也不用杠杆了。”

陈良喜欢讲同事小林的故事。这个20岁出头的不起眼的小伙子,2020年S9矿机跌到50元时,小林有计划地收了几十万台S9机器。今年三四月份,S9机器涨到3000多元一台,翻了60倍,小林果断出手卖掉所有S9机器,挣了3000万元,实现“财富自由”,退出币圈。小林离开矿场前,请所有矿工吃饭。陈良记得小林在散伙饭上恣意的神态,有点羡慕。“做这行离不开运气,小林如果把机器积攒到现在,又成了一堆不值钱的破铁。”

矿场里也有反面标杆。有一个陈姓“矿工”总是踩不对点,今天卖币,明天币就涨;今天卖机器,明天机器就涨。矿工们把小陈当反向风向标。

在矿场里还有另一类“矿工”,他们并不奢望通过比特币快速发财,而是把矿场机器运维当作一份普通工作,维持生计。1995年出生的刘登峰大专学计算机,2017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一家虚拟货币挖矿公司,负责机器的日常运维,月工资7000元,包吃包住。刘登峰就是冲着这份稳定的工资进入“挖矿”行业。“挖矿”业逐“电”而居,丰水期在一个地方,枯水期搬到另一个水电便宜的地方,四年间刘登峰像候鸟一样随着矿机先后到过四川都江堰、云南德宏、新疆伊犁和阿坝黑水。

新疆某处矿场内,运维人员用电脑监测矿机的后台数据,每台机器的算力变化都会得到统计。

身处层层叠叠的矿机铁架中,人显得格外渺小。运维人员就像机器的一部分,陪它们一起运转。

运维人员像照顾婴儿一样24小时看护矿机,不能冷也不能热。哪台出了问题算力下降,就要马上找到这台机器,将其下架维修。
矿场大多建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方,刘登峰记得云南德宏的矿场建在一个悬崖旁边,每次路过悬崖他有点眩晕;新疆伊犁的矿场建在沙漠腹地,冬季零下20多度,风沙吹得眼睛都睁不开。“矿工”的生活单调枯燥,每天围着机器转,他和六个同事住一个宿舍,条件比大学宿舍还差,来自不同省份的同事之间沟通较少,手机游戏成为他最主要的陪伴。

刘登峰一度不能忍受枯燥的“矿工”生活,2019年他从矿场离职,回城应聘金融销售岗位,到处跑业务拉客户,打电话不停被拒,面谈被人甩脸色。生性腼腆的他觉得还是做机器运维简单,只需要跟机器打交道,不需要看人脸色。2019年冬天,刘登峰又回到“挖矿”行业。

刘登峰不是喜欢刺激的人,他不碰比特币。在他看来,比特币是有钱人的游戏。“咱普通老百姓最好别碰,一个月工资不到1万,辛辛苦苦三四年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比特币,一下子蒸发了,这个谁承受得起。”

刘登峰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是在同事怂恿下炒了一回狗狗币,12万元买了120万个狗狗币,一毛钱一个,过了两天就涨到18万元,又过了两天跌到二分钱一个。“睡一觉就涨了好几万,又睡一觉跌了好几万,我根本受不了。”刘登峰在5分钱1枚左右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狗狗币,赔了一半。即使后来狗狗币又翻了数十倍,他也不后悔。“这是我能力之外的钱,我就挣不了。”

刘登峰就想着挣安安稳稳的工资,原计划再做几年就回老家结婚。父母催婚了,他想挣到彩礼钱就不干了。今年5月,矿场从新疆伊犁搬回到阿坝州黑水县,刘登峰升职成为团队运维负责人,手下管着十多个员工,工资涨了一些,但不到一个月,运维团队解散。刘登峰平静接受了这次行业剧变,他对这一行并不留恋,“就是换个行业换个工作呗”。

中国“矿工”何处去?

中国比特币挖矿时代结束了。留下数量庞大的矿机和为数不少的“矿工”何去何从?

矿场主刘伟民曾抱着侥幸心理,这一次国家采取霹雳手段雷厉风行,让他庆幸自己2019年就分散投资,拿出一半资金投入医疗、房地产、游戏、娱乐等项目。但刘伟民并不想放弃比特币行业,矿机出海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出路。5月21日之后,公司安排第一波20人去海外考察开设新矿场的可能性,三支考察队伍分别去了加拿大、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一周前,公司买下了加拿大一个天然油气田,刘伟民坦言此举是为在加拿大开设比特币挖矿矿场做铺垫。

6月22日,刘伟民接受财新采访时,他的办公室聚集了一大帮有实力的矿主,激动地讨论矿机出海,他的手机里不停传来同行的问询:“俄罗斯有资源,去不去?”“安哥拉,去不去?”刘伟民说,矿机出海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便宜稳定的电价;二是安全。他正计划着打完第二针疫苗,带队出国考察。

刘伟民的公司有180多名员工,其中超过100人直接从事“挖矿”行业,他计划遣散那些不愿再继续“挖矿”的员工,愿意出海当“矿工”的,他会留下派遣去海外筹建新矿场。

“这是一次新的冒险之旅。”刘伟民读大学时曾经痴迷网络游戏《魔兽》,做学生时穷,买不起装备,经常被人砍。等到挖比特币挣了钱,他一口气冲了700万元人民币的游戏币,配备最好的武器,大杀四方,保护游戏中的家族和朋友。在虚拟货币的世界中,刘伟民也闯出一条路,他说他身边有跟随他好些年的朋友和员工,他希望带他们出海。

叶朗正在成都等候消息。他说,如果刘伟民派人出海建新矿场,他会第一个冲上去,“只要留在这个行业,就会有机会”。

刘登峰则已打包行李回老家自贡。他想歇一歇,再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一份工作。“我不去国外,现在外国疫情闹得凶,待在中国最安全。”

刘伟民、叶朗、陈良、刘登峰为化名

6月19日晚,四川阿坝的一处比特币矿场按要求在22点前关停,矿场运维人员的工作随之按下停止键。他们一起到镇上的饭馆聚会,讨论未来何去何从。一名T恤上印着“人在币在”的运维人员,端起手中的啤酒,敬了叶朗一杯。

6月20日晚,矿场的看门人正在焚烧多余的矿机包装。

6月20日,四川阿坝的一处归于寂静的矿场内,一名运维人员无所事事地躺在宿舍床上。

6月21日,附近村庄的村民将矿机背到货车上,它们会从这里暂时回到各自主人的库房里。

6月19日晚,矿场关停后,工作人员抱着矿机离开。

6月21日,空无一人的“矿工”宿舍。

6月20日,矿场仓库外,矿机包装散落一地。

6月21日,部分厂房的矿机已经清空,留下空荡荡的铁架。

 

本文作者萧辉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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