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译16:失控的未来与理性之梦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7月19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家好。一边翻译《主权个人》,一遍看眼下发生的事,是很撕裂的。可以说,一场巨大的冲突必将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今天分享《主权个人》的第六章的一部分,主要关于在工业时代,财产安全的保护与被威胁之间的平衡。让人比较意外的是,作者剑指另外一种组织暴力机构——工会。在普通群众看来,工会是好东西啊,保护工人权益的;但是在作者眼里,工会是工人剥削资本家的组织。
作者认为,在信息时代,工会很快将会消失。在本号之前分享的一篇文章中,确实提到,美国的工会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萎缩。但这对劳动群众并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劳动时间变长了,平均工资降低了。
忘记是谁说过一句话,“未来已经到来,只是还没有平均分布。”我觉得应该改一下,“未来已经到来,但是不会平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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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效率胜过权力

 

“美国的经济,将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化的信息驱动,而不再是人力或大规模的生产,它将在这个拥有500台电视频道的世界里赢得战争。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在于赛博空间——一个由计算机网络、通信卫星、调制解调器、数据库和公共互联网不停复制所创造出来的时空新维度。”

尼尔·芒罗(NEIL MUNRO)

 

1936年12月30日,希望得到更高薪水的汽车工人,强占了通用汽车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两家主要工厂。他们让机器空转,关停了装配线,把工厂当成家,安营扎寨,进行了持续数周的工业对抗。

这场戏剧被暴力骚乱以及警察、密歇根民兵和各级政府官员摇摆的忠诚度不断地打断。直到1937年2月1日,工会看到他们的要求推进甚微,再次组织罢工,激进分子强行接管了通用汽车在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通过占领和关闭主要工厂,工人们有效瘫痪了通用汽车的生产能力。在第三家工厂被占领后的10天里,通用在全美只生产了153辆汽车。

60年后,我们重温这则新闻短讯,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当前正在发生的大政治革命。通用汽车的占领罢工,就发生在本书一些读者的有生之年。然而我们相信,在信息时代,这种罢工将是不合时宜的,它无疑于奴隶在沙漠中拖着巨石为法老建设墓葬金字塔。

工会和他们的威胁策略是工业时期的常态,甚至成为了社会景观中无可非议的一部分,但它们依赖的特殊的大政治条件正在飞快地逝去。在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上,不会有雪佛兰,也不会有美国工会的罢工。

政府的命运将随着它们对手的命运一起衰落,也就是工会。在20世纪发挥关键作用的那种制度化胁迫,将不再可能发生。技术正在加速改变敲诈勒索与保护的根本逻辑。

 

“不存在什么财产,不存在什么支配,也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每个人能得到的就是他的,只要他能保得住。”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勒索与保护

纵观人类历史,暴力一直是插向经济心脏的一把匕首。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睿智地指出:

“伤害的力量——摧毁他人珍爱之物,制造悲伤与痛苦——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力量,它不容易被使用,但又经常被使用。在黑社会,它促使人们敲诈、勒索和绑架;在商界,它促使人们抵制、罢工和停工。它是纪律的基础,无论在民事上还是在军事上,连神明也用它来执行纪律。”

一个政府的征税能力,最终取决于跟私人敲诈勒索相类似的能力。尽管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通过犯罪或政府来控制和使用资产的比例,为我们认识勒索与保护之间的大政治平衡,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

如果技术发展使保护资产变得更困难,犯罪就会更普遍,工会的活动也一样;那么政府的保护就变得更重要,税收将很高。而那些税率较低、工资由市场的力量决定而不受政治干涉或胁迫的地方,就是技术已经使天平向保护的方向倾斜了。

在二十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时候,勒索与保护在技术上的不平衡达到了一个极端。在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政府霸占了多数的资源。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要么是由政府规定的,要么是在胁迫的力量下达成的,例如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

福利国家和工会都是技术的产物,它们分享了20世纪“权力胜于效率”的战利品。如果没有军用和民用的技术发展,它们就不可能存在;正是这些技术提高了工业时代的暴力回报率。

在敲诈勒索面前,创造财富的能力总是显得很脆弱。你创造或拥有的资产越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付的保护费就越高。要么你买通所有获得暴力敲诈杠杆的人,要么你付费购买能运用暴力击退所有敲诈勒索者的军事力量。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以赛亚书 60:18

 

财产保护的数学运算

如今,暴力的匕首很快将不再锋利。信息技术有望极大改变保护与勒索之间的平衡,在很多情况下,财产保护将更加容易,而敲诈勒索则更加困难。

信息时代的技术,有可能创造出强制手段触及不到的资产。这将在保护与勒索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而它就建立在一个基本的数学原理之上:做乘法比作除法更容易。不过,在微处理器出现之前,这个基本原理的深远影响并未被揭示出来。

在过去十年中,高速计算机所完成的计算量,是人类此前历史时期所有计算量的几十亿倍。计算能力的这一飞跃,使我们第一次能够探索复杂性的某些普遍特征。计算机揭示出,复杂的系统只能自下而上被建立和理解。

质数乘法很简单,但试图通过分解大质数的积去解析复杂性,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连线”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这样说,“把几个质数相乘得出它的积很容易,任何小学生都可以做出来;但要把一个乘积分解成简单的质数,却会难倒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

 

复杂系统的逻辑

这一深刻的数学真理,必将主导网络经济的塑造。它已经在强大的加密算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本章稍后的内容中,我们将会探讨,通过这种算法,可以创建一个全新的、受到保护的网络商业领域,暴力的杠杆作用在这里将被大大降低。

勒索与保护之间的天平,将会迅速地朝着保护的方向倾斜。新的经济模式将会出现,它将更多地依赖自发的适应机制,而更少依赖有意识的决策以及官僚机构对资源的配置。以保护为首的新体系,将与工业时期以强制为主导的旧体系截然不同。

 

指挥控制系统将变得原始

我们在《大清算》中指出,计算机正在使我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各种系统内在的复杂性。先进的计算能力,不仅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也使我们可以掌控复杂性,用于生产性的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经济的发展超越由中央控制的僵化阶段,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依赖于线性关系的系统,从根本上说是原始的。政府拨款不可避免地将资源从高价值的复杂应用,拖入到低价值的原始用途。这是一个受到数学不对称性限制的过程,同样的不对称性阻碍了大质数乘积的分解。分赃永远只能是原始的。

 

一切将更加复杂

当你眺望浩瀚的宇宙,目光所及之处,你都能看到系统随着演进往往变得更加复杂。在天体物理学中如此,在水坑中也是如此。让雨水留在低洼处,它就会变得更复杂。每一种先进的系统都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没有中央权威在控制。自然界中所有的复杂系统,都依赖其分散的能力;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

能够在最宽泛的条件下最有效地运作的系统,靠的是它自发构建秩序去适应新的可能性的能力。生命本身就是这样复杂的系统,数以亿计潜在的基因组合形成了一个人类个体。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所有的官僚结构都会茫然无措。

二十五年之前,这只能是一种直觉。今天,它是可以被证明的。借助于计算机,我们对人工生命的数学了解越来越深,从而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真实生命的数学,也就是生物的复杂性。当信息技术驾驭了复杂性的奥秘,我们的经济就可以被配置为更复杂的新形式。

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所提出的,互联网和万维网已经具有了有机系统的特征。用他的话说,

大自然是“一个思想的工厂。壮丽的后工业化的蓝图就藏在丛林中的蚁群里……将生物逻辑全面注入到机器之中,会带来让我们充满敬畏的结果。当人造的与天生的完全融合,我们的造物将拥有学习、适应、自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力量。”

“将生物逻辑全面注入到机器之中”,它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系统总是会模仿主流技术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得很对。超级工厂与大政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而微处理技术正在使机构小型化。按照我们的分析,信息时代的技术发展,最终将创造出更擅于利用复杂性优势的经济模式。

然而,对于这种改变在大政治层面的影响,人们还知之甚少;大多数认识到其数学重要性的人,对它的理解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未来的数年内,技术变革将使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政治形式和概念变得过时;而要完全理解和内化这种可能性,绝非易事。

已故物理学家海因茨·帕格尔斯(Heinz Pagels)在他极富远见的著作《理性之梦》(the Dreams of Reason)中写道:“我确信,能够掌握新的复杂性科学的国家和人民,将成为下个世纪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超级大国。”

这一预测,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认为未来肯定不是这样。不是帕格尔斯博士看错了,而是未来比他所说的还要走得更远。那些能够自我重构以更好地适应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确实会繁荣昌盛。但这样的系统不太可能是国家,更不可能是“超级大国”。在新的千年里,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加的直接受益者,更有可能是主权个人。

帕格尔斯的预测,相当于在500代人以前,一个狩猎部落的萨满在他们围在一起烤火的时候,对他部落的人说:“我确信,第一个掌握新的灌溉种植技术的部落,比起那些在湖面抓鱼的家伙,将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讲故事。”

关于复杂的重要性,帕格尔斯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暴力的逻辑发生变化,社会必将随之改变。

 

暴力的逻辑

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就必须关注几个少有人知的大政治问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的著作揭示了暴力与战争的经济意义,在本书中多次我们曾多次论及。

莱恩在本世纪中期写下这些作品时,信息时代还不见影踪。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人类对暴力的竞争已经达到了最后的阶段。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预见到了微处理技术的出现,或者在一个没有物理存在的网络空间创造财富是可能的。对于大规模的商业可能完全不再受制于暴力的深远影响,莱恩完全没有提到过。

虽然莱恩没有预见到今天的技术变革,但是他关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暴力垄断的洞察,却是无比清晰的,完全可以适用于当前的信息革命。

在对充满暴力的中世纪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莱恩被一些传统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忽略的问题所吸引。他看到,对暴力的组织和控制在决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的问题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莱恩还认识到,虽然暴力所得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但对暴力的控制,对于经济发展确实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免受暴力侵扰的保护。他说:

每个经济组织都需要保护,并要为此而支付费用,以免其资本被破坏或遭到武装抢夺,或者其生产劳动被强行中断。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提供这种保护效用,是一个被称为政府的特殊协会或组织的职能之一。事实上,政府最特殊的一点就是,通过自己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来控制他人对暴力的运用,从而创造出法律与秩序。

也许是过于显而易见,莱恩的观点并没有出现在教科书中,也没有成为公民讨论的一部分,这些讨论有望影响到政治的走向。但是,虽然这一点很基本,在你了解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时,却不能忽视它。

保护生命与财产是人类的根本需求,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社会阶段。如何抵御暴力的侵略,是历史上的一个核心难题;尽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保护,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后果才刚刚显露出来。最近几十年主要的经济变化,就是从以往的制造业占首位,到今天以信息和计算机为主导;从机器动力到微处理器;从工厂到工作站;从大规模生产到小型团队,甚至个人独立工作。

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小,遭到破坏和勒索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工会要把小规模的企业组织起来会更加困难。

微技术使企业变得小巧、自由、不受束缚。很多企业经营的服务或产品,其自然资源的含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原则上,这些企业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运营,不必再困于某个特定的场所,如矿场或港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对它们进行征税将越来越难,不管是工会还是政府。正如中国古老的民间智慧所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在信息时代,这种东方智慧将很容易得到实践。一家企业在任何一个地方经营,如果被索求过多而感觉不舒服,搬走是很容易的。甚至,就像我们在下文中预测的,信息时代将会出现虚拟公司,它在任何国家的住所将完全依现货市场而定。如果来自于政府或其他方面的敲诈急剧增加,虚拟公司的业务和资产就会以光速撤出该管辖区。

微处理技术与工业操作的日益融合,使那些仍然在以规模经济经营制成品的企业,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对卡特彼勒罢工的失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场罢工持续了将近两年,在1995年的最后几天放弃了。

与1930年代的装配线不同,今天的卡特彼勒雇佣了更多的技术工人。在海外竞争的压力下,卡特彼勒把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外包了出去,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还花费20亿美元将机床电脑化,并安装了组装机器人。罢工本身甚至促进了精简劳动力的效率。该公司宣称,现在需要的员工比罢工之初还少了两千人。

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大政治变化,其剧烈程度远超多数人的认知。这种变化之所以还没有清楚地显示出来,部分原因在于,在大政治环境的革命与它必将导致的制度变革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滞后期。更进一步而言,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那些即将诞生的产品可能导致的大政治影响,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可以被预见。它们将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技术的特点,强占工厂或者留厂罢工的策略,是业主或管理者们很难应对的。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埃文(Robert S.McElvaine)认为,“雇主很难在不破坏自己工厂设备的情况下”解决静坐罢工。

这其实相当于,工人用他们的身体挟持了业主的资本,以此索要赎金。相比小公司,大型工业集团更容易成为工会盘剥的目标,其中原因我们会在后文进行讨论。

在1937年,通用汽车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公司。它的工厂是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昂贵的机械集合体,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员工。通用工厂被迫关停的每一小时、每一天,都会让公司损失掉一笔财富。像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那个冬季,持续数周的罢工,意味着损失的大幅增加。

 

违背供求关系

在第三家工厂被强占以后,通用公司无法再生产汽车,于是很快就向工会屈服了。这不是一个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规律做出的决定。

在通用同意工会的条件时,美国有900万人失业,占劳动力人口的14%。大多数失业的人如果能进通用上班,都会很开心。他们当然具备填充装配线岗位的技能;不过,你很难在诸多的当代描述中看到这一点。因为好像有一种微妙的礼节,笼罩着对工业时期劳资关系的直接分析。其中一套托词是:工厂的工作都是需要技能的熟练工,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这不是事实。

当时大部分工厂的工作,只要能准时上岗的工人基本都可以完成;几乎不需要培训,甚至也不需要读写能力。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的大部分员工,还要么不识字,要么不识数,要么两种都不识。到20世纪90年代,通用装配线上典型的工人,在上岗之前只需接受一天的训练。一天就能上手的工作,可不能算是技术工。

然而,1937年,在非技术工和技术工都在排队乞讨的情况下,通用的员工却可以迫使雇主加薪。他们的成功,更多是基于暴力动力学,而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无关。

1937年3月,在通用罢工事件解决后的一个月,美国又发生了170起占厂罢工;大部分都获得了成功。类似的时间蔓延到了每个工业化国家。工人只需要占领工厂,然后让业主赎回去。这种策略很简单,而且对参与的人来说,往往既有利可图,又充满乐趣。一位罢工者写到:“我玩得很开心,看到很多新奇的、没见过的东西,这里还有丰富的食物和音乐。”

1936-37年的通用汽车留厂罢工和当时其他强占工厂的行为,都是我们在《血流成河》中描述的“工人剥削资本家”的例子。这当然不是皮特·西格(Pete Seeger民谣歌手)在他的伤感民谣中植入的观点。但是,除非你打算在蓝领社区从事民谣歌手的职业,否则你要关注的重点,就不应该是流行的解释,而应该是潜在的现实。

无论你看哪里的历史,通常都有一层合理化和虚构的东西,掩盖了系统性勒索的真正的大政治基础。如果相信这些经过合理化的表面说辞,你就不可能掌握真相和真理。

 

破译勒索的逻辑

要认识到这场迈向信息时代的转型的大政治影响,你必须剥去那些伪善的说教,关注社会暴力的真正逻辑。这就像剥开一个熟透的洋葱,可能会让你泪流不止,但你不能转过头去。接下来,我们会首先研究工作场所中的敲诈逻辑,然后将其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分析财富的创造与保护、现代政府的性质等问题。

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政府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会一样,直接取决于它能用来进行敲诈的杠杆强弱。这些杠杆的作用,在19世纪比20世纪要小得多,而在下一个千年,它们基本会彻底消失。

统治的全部逻辑和权力的特征已经被微处理技术所改变。如果你是第一次想到这一点,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但请仔细想一想。在20世纪,政府与工会的繁荣是同步进行的,可谓一荣俱荣。

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政府能够征用的资源,都远远小于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激进福利国家。同样,在此之前,工会是经济生活中很小、很微不足道的因素。工人迫使雇主支付高于市场平均工资的能力,与政府抽走经济产出的40%甚至更多的能力,是基于同样的大政治条件。

 

20世纪前工作场所中的勒索行径

工会勒索资本家的兴衰成败,从生产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大政治条件,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

1776年,当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工作场所中的条件是很不利于敲诈勒索的,因为工人想“提高劳动价格”的“联盟”(union即工会)很难成立。当时大部分的制造业,规模都很小,或者是家庭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活动才刚刚出现。虽然难免有暴力掠夺的行为,但是它们的杠杆作用很小。

实际上,在斯密的时代直到19世纪,在英国、美国和其他普通法系国家,工会都被视为非法组织。亚当·斯密对罢工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常见的借口是生活成本增加了,或者是老板通过他们的劳动赚了大钱。他们总是会极尽吵闹,有时候还诉诸于令人震惊的暴力和暴行。”

即便如此,工人们“很少从这些骚乱中得到任何好处”,除了“领头者被惩罚或被处理掉。”

19世纪,工业经济和工会的规模都在扩大。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农民或是小业主,为自己工作。工会组织的活动,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仍然是“通常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批成功组织起来的工会,来自于有很高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联合往往不是经由暴力。他们可以要求涨工资,把工资设定到与替换他们的边际成本相匹配的位置。

而非技术工人的工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会利用工业组织向大型企业的转变,筛选出比较容易受到胁迫影响的行业;这些行业,要么是经营规模庞大,要么是很容易遭受物理上的蓄意破坏。工会的这种操作模式,从纽卡斯尔到阿根廷都得到了印证。

在美国,劳工暴力运动的一个早期例子,是1834年对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攻击。与19世纪早期的大部分企业不同,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容易保护的产业。按照最初的规划,它将绵延342英里,从波托马克河下游到俄亥俄河上游,有3000英尺的落差。挖这样一条沟渠,是一项从未完成过的大工程。

当时有大量的工人在这里工作,其中一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很容易把运河工程瘫痪掉。实际上,如果没有定期的维护,运河很容易被挖地道的麝鼠破坏。在运营中,运河的水闸与河道也可能因使用不慎、暴雨导致的洪水或船只的撞击而毁坏。对罢工者来说,用沉船或者其他杂物封锁航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1834年,在运河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敌对帮派之间发生了暴动,导致有人想利用这一点占领运河。不过这一企图最终失败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派出了麦克亨利堡的联邦军队,驱散了工人,造成了5人死亡。

矿山和铁路也是美国工会早期的攻击目标。与运河一样,它们非常容易遭到破坏。例如,矿场可以被淹没,或在入口处被封锁。只要把从地下矿井中拖矿车的骡子杀掉,就能给矿主制造很大的困难与烦恼。铁路也是一样,它绵延伸展,很难防护。

相对而言,工会暴徒很容易袭击矿场和铁路,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工会努力成为更有效组织的过程中,这样的袭击经常发生。在实际工资因为通货紧缩而上升的时期,当业主试图调整名义工资,工会活动最为激烈,往往会导致暴力抗议。在1873年恐慌后的大萧条中,这类事件非常普遍。

1874年1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田,爆发了公开的战争。工会组织了一支暴力罢工队伍,伪装成一个秘密社团,化名为“希伯尼安古会”;也被称为“莫利·马奎尔”,一个爱尔兰革命者的名字。这个团伙臭名昭著的行为有:“恐吓煤田老板,阻止想工作的旷工上班,破坏财产,毁坏财物,公然谋杀和暗杀。”

铁路员工中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例如,1877年7月,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都旨在破坏财产的恶性事件。工人们夺取了控制室,拆毁了铁路,封锁了货仓,捣坏了机车,将火车抢劫一空等等。

在匹兹堡,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圆顶机车库被防火烧毁,有数百人在里面。几十人因此而丧生,两千节火车车厢被烧毁和抢劫,机械车间被破坏,连同一台谷物升降机和125台机车。最后联邦军队介入干预,恢复了秩序。

这些早期的罢工虽然得到了SH主义者及工会活动家们的同情和理解,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

铁路和矿山等行业固然有其脆弱性,但当时总体的大政治条件还不利于工人剥削资本家。企业规模太小,很难发展起来系统性的敲诈。有些行业虽然很容易遭到攻击,但它们雇佣的工人占比太小,胁迫雇主得到的好处无法被广泛分享。

缺乏普遍的支持,敲诈勒索的行径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业主可以求助于政府的保护。工会有时候也会恐吓地方官员,组织他们干涉罢工,但很少获得成功。即使是最暴力的罢工,在几天或几周内就会被军事手段镇压。

 

讹诈变容易了

信息时代可以从工业时代借鉴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公司的规模比较小,工会想把工资抬高到超出市场结算的水平,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即使是那些明显很容易遭到破坏的行业,如运河、铁路、有轨电车和矿山,工会想要控制住,也不是那么简单。

这并不是因为工会顾及使用暴力恰恰相反,他们在暴力手段上毫不节制,有时候还会攻击知名度很高的个人。例如,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被誉为“旷工复仇记”的案例中,爱达荷州的州长弗兰克·斯泰纳伯格,因为反对旷工封锁科达伦矿区,被工会雇佣的杀手用炸弹给炸死了。

不过,在20世纪的超级工厂与规模化生产兴起之前,即使是通过谋杀或死亡威胁,工会的要求也很难达成。

要想理解为什么工会的地位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必须关注生产技术的特点。

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蓝领工人的数量猛增,这肯定导致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处于经济前沿的企业特别容易受到勒索。事实上,工业技术的物理特性,几乎就是在邀请工人利用胁迫手段去撼动资本家的地位。请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多数工业产品中的自然资源含量都很高。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就需要固定在有限的地点,就像矿场必须位于矿体所在地一样。另外,靠近交通枢纽的工厂往往具有显著的经营优势,因为更方便获得零件供应和原材料。这就使得像政府或工会等强制机构,更容易挟持这些优势为己所用。

2. 规模经济催生了巨无霸企业。19世纪早期的工厂相对还很小;但到了20世纪,随着流水线的增加,规模经济不断扩张,处于生产重心的设备的规模和成本也迅速飙升。这样的企业在多个方面都容易受到攻击。例如,有效的规模经济往往伴随着很长的产品周期;产品周期长又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而这反过来也招致了对企业的掠夺和攻击,因为可以抽取更长期的利润。

3. 主导产业的竞争者数量急剧下降。在工业化时代,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在竞争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是很常见的现象。这样的公司更容易成为工会敲诈的目标,因为攻击五家公司比攻击五千家要轻松得多。

工业竞争的集中,本身就是一个有利敲诈的因素。而这种优势也是自我强化的,这些企业虽然被迫支付垄断性的工资,但它们不太可能受到同行的挑战,即使那些公司不用承担超出市场水平的劳动力成本。

因此,工会可以抽干这些企业相当大一部分利润,也不会使它们很快破产。显然,如果工人迫使雇主提高工资,雇主很容易就破产,那这对工人也没什么好处。

4. 为契合公司的发展规模,对固定投资的资本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增加了资本的脆弱性,放大了工厂关闭的成本损失;也使得现代工厂越来越不可能被个人或家庭所拥有,除非是继承某人以较小规模创办的企业。要解决大型工厂所需的器械和高额成本,需要在资本市场上汇聚成千上万人的财富。

这往往会使分散的、几乎是匿名的业主更难保护他们的财产。业主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职业经理人,而这些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非常少。对职业经理人的依赖削弱了公司对抗敲诈的能力。当公司财产面临威胁时,经理人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他们的抗争精神,跟那些烟酒商店的老板或小企业的业主无法相提并论。

5. 公司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与以往所有时期相比,总劳动力中的更大部分人受雇于更少的公司。有时候,一家公司拥有数以万计的员工。从军事的角度看,业主和管理者的人数,相对于下面工人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三十比一或更低的比例都很常见。

这种劣势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为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很容易通过匿名的方式使用暴力。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工人不可能与业主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和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的匿名性,会导致员工轻视业主产权的重要性。

6. 少数公司占有大规模的就业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与19世纪的美国相比,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会享有的大政治优势,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自营职业者,或者是在小公司工作。到1940年,60%的美国劳动力是蓝领工作者。因此,利用敲诈手段挺高工资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

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938年到1939年,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对1700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对公司财产的看法。调查发现,CIO橡胶厂68%的工人对公司的财产没有概念或缺乏认同感,“只有1%的人强烈支持公司的财产权。”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商人,或者小业主,是“强烈反对公司财产权的,94%的人都是极度支持。”

7. 流水线的技术本质是讲究顺序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零部件要按固定的顺序去移动和组装,这就留下了很多可能遭到破坏的漏洞。其实,流水线就像在工厂围墙内的一条铁路。如果轨道被阻断,或者一个零件的供应被切断,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停滞。

8. 流水线技术使工作标准化。这减少了不同技工使用相同工具在产出上的差异。事实上,工厂设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造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天才和白痴轮班工作,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

那些堪称“愚蠢”的机器被设计出来,只为生产某一种产品。这使得凯迪拉克的买家根本没必要去询问生产他那台车的工人的身份。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不管生产它们的工人在技能和智力上有什么不同。

装配线上的非技术工人,与那些能力比他们强的人相比,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这让人们开始觉得,每个人的经济贡献是同等的。这种想法推动了平等主义的发展。

创业家的技能和精神似乎不那么重要了。现代工业生产的魔力好像就在于机器本身。它们不可能是由每个人设计出来的,但却可以被每个具备一定智力的人所使用。这使得非熟练工被工厂主“剥削”的说法更加可信,因为将工厂主从整个生产公式中剔除,谁也不会受到损失,除了他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拿下工厂,”一位通用汽车的罢工者说,“我们已经搞懂了怎么运作它们。如果通用公司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所见所学来接手。”

工业技术的这些特点,糅合在一起导致了工会的诞生,工会可以利用企业的弱点进行敲诈;它还导致了更大的政府,它们可以对大型工业企业征收高额税负,大发其财。这种情况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发生在所有大规模工业扎根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工会冒出来,通过暴力手段要求获得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它们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工业时代的工厂造价非凡、地位显眼、无法移动且成本高昂,不可能被隐藏,也很难搬到别的地方。这些工厂被停工的每一刻,都意味着它们在白白消耗惊人的成本,而没有产生任何的收益。

所有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被威胁敲诈的活靶子。存在于工会历史中的事实真相,远比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让你相信的更加显著。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1944提出了这个问题:

工会如果欠缺威胁恐吓的强大力量,那它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抽象概念。现在工会拥有了这样的力量,而且只要以目前的形式存在,它们现在拥有,未来也将一直拥有。

当权力尚且弱小或不够稳固时,就应该公开地、广泛地使用;而当权力巨大且不受质疑时,就会变得像政府的权力一样,自信地持有,被尊敬地对待,而很少惹人注目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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