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翻译18:有一天你也会在联合国有自己的席位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8月2日

公众号:不懂经

关于“主权个人”,我的格局还是小了。我没想过有一天,个人会在联合国有一个席位,在地面上会有自己的军队。那么,这样的主权个人跟以前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这有点类似前文中提到的,商人共和国里的商人,他们是客户,他们购买保护服务,但并不进行统治。

今天是《主权个人》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终于,出现了大家想看到的加密算法、公钥-私钥,还有塞舌尔、安道尔等避税天堂。要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中世纪的“边区”,在那里主权重叠;网络空间是“边区”的扩大版。

文中很多内容可以对照这些年境内外网络世界的发展,真的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无法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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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个人》第六章
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分析

“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首先在西方,它的特点就是某种程度的垄断。个人被禁止自由使用军事武器,这种权力属于各种中央权威。同样,对个人财产或收入的征税也集中在一个中央当局手里。

流入到中央的财政维持了它对军事力量的垄断,这反过来又保证了它对税收的专营。这两者不分先后,是同一垄断的两面;如果一个消失了,另一个也会随之自动消失。有时候,这种垄断统治的一面比另一面会遭到更强烈地动摇。”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保护方式的演变

在想象信息时代将如何展开时,我们挪用了莱恩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黑暗时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史,可以用暴力组织中的竞争与垄断的四个阶段来解释。

我们所确定的影响政府规模的大政治因素,莱恩基本没有论及,但他对暴力经济学的研究,与我们在《血流成河》及《大清算》中的论点,以及本书中相应的观点都密切吻合。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在罗马灭亡后西方社会的演进中,某些大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莱恩也研究了这一时期,他重点关注对暴力垄断的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他发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西方的经济发展有四个重要时期,分别对应着暴力组织的不同阶段:

 

走出黑暗时代

第一个时期是“无政府状态与掠夺”,它标志着一千年前的封建革命。虽然莱恩没有说明四个时期的具体起止时间,但从数学上推理,他的第一个时期的边界是很清楚的。

而且,他对“无政府和掠夺”阶段的描述,也很符合从黑暗时代过渡时的情况,当时暴力的运用“竞争极为激烈,甚至是在陆地上。”莱恩没有说明原因,但当暴力“竞争激烈”的时候,一般意味着实施权力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不管距离的远近。从军事上讲,防守比进攻更占优势。

我们在第三章中解释过,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与掠夺”的事情,正好发生了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由于当时的技术无法成就有效的规模经济,也就无法保证谁能够形成对暴力的垄断,所以,潜在统治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普遍。结果就是经济活动严重萎缩。

经济的疲软,使建立稳定的秩序更加不可能。因为要达成地方性的暴力垄断,付出的军事成本太高,与微薄的经济回报不成比例。所以,那些武装骑士,守着一块经济上可以养活他们的领土,由于缺乏有效垄断暴力的实力,往往会四处恐吓掠夺,而没有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任何“保护”。

 

封建主义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小地方或省级垄断组织的成立。农业产出开始上升,大部分经济盈余被新成立的暴力垄断者抽走。”这个阶段的盈余还是很微薄的,我们认为它属于中世纪早期。

这时候,暴力组织还没有形成规模优势,经济增长被抑制,要实施地方垄断的军事成本依然很高。不过,由于无政府状态得到了控制,经济活动开始复苏,虽然暴力成本依然很高,但小的主权单位能收到的保护费也在增加。

“在第二阶段后期,那些收取贡品者为了吸引客户,会对农业和商业团体提供提别的优惠。对那些开荒耕种新田的人,他们以很低的费用提供保护;为了鼓励贸易,他们还提供特殊的治安服务,像香槟区的伯爵们,对参加他们集会的商人就组织类似的服务。”换句话说,当地方军阀对领土形成足够的控制,能够进行可信赖的谈判时,他们就会像那些需要扩张市场份额的商人一样,对自己的服务进行打折以吸引顾客。

然后,军阀们会利用新增经济活动带来的额外资源,巩固自己对更大领土的控制。一旦这种控制牢牢确立,他们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垄断优势。虽然维护治安的成本趋于下降,但他们却可以提高收费价格,也不用担心这会降低对客户的吸引力。

在西方历史上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掌握暴力的人,主要是中世纪的领主和君主,拿走了人们糊口之余的大部分盈余。那时候商人还很少。最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逃避或能最大程度地少缴,收保护费者所强加的税款、费用及其他成本的人。

 

现代早期

当非暴力专家的商人和地主“比封地拥有者和君主获得更多经济盈余时,”就抵达了莱恩所说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专门从事暴力的团体,其收益少于向政府购买保护服务的团体。”成功的商人更有可能把利润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挥霍掉;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商人实现的高额利润,带来了自我加强的发展成果。

 

工厂时代

莱恩认为,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出现了技术和工业创新,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了盈利能力,而不是降低保护成本。莱恩所指的应该是1750年以来的时期。从那时起,技术发展开始在地区繁荣中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像1840年之前的新西兰,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政府存在,但也不可能因为不用交税而变得高度繁荣。

在这一历史阶段,相比降低保护成本,工业技术的创新对于盈利更加重要,因为无论你怎么节约,即使把成本降到零,没有开源,也很难产生更多利润。这时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最初用于军事筹款的官办信贷和融资机制,开始走向民间,为更大规模的商业实体所用。

虽然莱恩没有这么说,但当技术优势集中在某特定地区,就减轻了不同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使该地区“专营暴力的机构”——即政府,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

如果不同辖区间存在巨大的技术落差,就像工业时代,那么,拥有最佳技术的辖区内的企业家,往往能赚到更多的钱,即使他们可能要向政府交更多的税和其他费用。

 

面带微笑的掠夺

工业时代的政府享受着对剥削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却奇怪地令人感到愉悦。相对于征收的税价,政府保护人身安全的成本可谓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处于一个完全异常的竞争领域;事实上,政府从事的工作更多是掠夺,而不是保护,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历史上很罕见的阶段。

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保护性服务的竞争,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这里,能够实现有效保护的唯一途径,是有能力运用更强大的暴力。

因此,用莱恩的话说,税收中哪部分属于“为保护服务支付的费用”,哪部分属于人们更想称之为的“掠夺”,是很难分清的。反正无论如何,人们都要交税,除了满足病态的好奇心,搞那么清楚也没什么好处。就像莱恩说的,不管税收中有多大比例属于“掠夺”,它都是“人们为避免更严重的损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工业主义下收入的增加

在过去两个世纪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这种两难选择之所以被容忍,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大部分工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国家或地区。

经合组织国家的管理者,每年从社会收入中抽走的比例都在提高。但伴随着更大的掠夺,也出现了更大的繁荣,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财富不平等。如此一来,反对税收激增的意见必然被边缘化,不足以改变整个趋势的逻辑发展。在前面几章我们分析过,一个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军事生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征收公民资源的能力不会被压制。

在所有的工业国家,它们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在二战后工业化的高潮阶段,很多国家的边际所得税率达到90%甚至更高。这是国家对攫取资源的权力的大肆宣扬,比早期水利文明时期东方专制者的做法还要激进。不过,工业版本的掠夺有它自身的逻辑,它主要由20世纪上半叶工业技术的特点所决定,对此我们在前面分析过。

工业技术的特点,必然导致国家要拿走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并进行重新分配,而被掠夺的大头就落在了少数资本家身上。因为工业发展严重依赖自然资源,与地理位置紧密相连。一个钢铁厂、一个矿场或一个港口要想移动,必须耗费巨大的成本,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挪动。所以,这些设施就是固定的靶子,很容易被课税。

本世纪以来,财产税、公司税和开采税都猛烈增长;所得税也是一样。首先针对资本家,最终还是落到工人身上。大规模的工厂就业使普遍的所得税得以实现。工资可以从源头被扣税,由税务机关和工业公司的会计部门协调征收。

今天,我们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相比在乡下从数以百万级的个体工匠或农民身上榨取部分剩余价值,在工厂门口征收所得税确实简单得多。

简而言之,相比历史上许多早期的税收制度,工业技术使征税更加常规化、更可预测,对税吏个人的危险性也更小。但它抽取社会资源的比例,也比任何形式的主权都要高。

 

到底在保护什么?

从现实来看,工业社会确实变得更加富裕,而税收抽走的收入比例也大幅上升,这就不仅让人问一个问题,关于政府为工业经济所提供的保护,他们到底在保护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主要是资本成本高昂又极易受到攻击的工业设施。在一个充满暴力竞争的无序环境种,大型工业企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竞争可以削减政府征收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贫民窟,以及暴力普遍高发的第三世界,不可能出现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得到持续发展,就在于某种秩序已经确立并得以维护。在这种秩序下,企业受到的是定期的、可预测的敲诈勒索,而不是反复无常的暴力洗劫。

另外,即使在工业化的高峰时期,要说政府“垄断了暴力”也有点夸大其词。尽管所有政府都试图进行垄断,但正如我们所见,工业企业的雇员通常也能对其雇主进行暴力威胁。

只要普通民众还能够获得武器,暴动人群还有体力掀翻公交车或向警察投掷石块,那些控制政府的人就没有完全垄断暴力。他们只是控制了占支配地位的武力,而这种支配所达到的程度,使大多数人要在现有条件与他们进行竞争,经济上完全不划算。

 

“一个基于网络的政府只能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去运行。因此,任何网络政府如果想长治久安,必须为其公民提供真正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不仅是为个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还有管理制度能带来的更多积极的东西:一个干净透明的市场,有着明确的规则与行为后果;或者一个受到监督的社区,孩子们可以信任陌生人,个人隐私能得到保护。”

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

 

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是西方暴力竞争史演进的第五个阶段;它不在莱恩的预测之中。这个阶段涉及网络空间的竞争,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暴力组织”垄断的领域。它之所以不受垄断,因为它根本不是一块领土。

关于战后民族国家的势不可挡,在莱恩的观点中,尽管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假设,但他认识到一点,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理解未来,比四、五十年前看起来更为关键。那就是政府从来没有在公海上建立过稳定的强制性垄断。

想想是不是?没有一个政府的法律在公海上是可以排他的。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想象,当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后,暴力与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进,因为在网络上根本没有实体存在。没有政府可以在公海上垄断暴力,出于莱恩这个观察所揭示出来的道理,政府更不可能成功垄断没有边界的无限网络空间。

 

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在以往的大政治条件下,当任何一个暴力组织都无法建立垄断地位时,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充斥着掠夺。但信息时代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组织暴力的技术条件。

在过去,当某个地区无法形成保护垄断,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军事成本与更低的经济回报。但信息时代恰恰相反,政府无法垄断网络空间,意味着更低的军事成本与更高的经济回报。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打开了财产保护的新维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信息技术,人们可以在新的疆域内创造并保护财富,令所有在领土上垄断暴力的单个政府都鞭长莫及。

 

“在那些存在多重政治权力和治理单位的国家,如果缺乏中央的、稳定的、不受质疑的权力监督源,那它们就要想方设法去处理边界带来的各种问题。”

里斯·戴维斯(Rees Davies)

 

与边疆的类比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空间属于受到技术保护的边区,相当于中世纪时期的那些边疆地区。在过去,当领主和国王的实力薄弱,一个或多个领主的权力主张在边境重叠时,就会存在近似于竞争性统治的情况。所以,研究边区的运作方式,就能了解边区法或类似的法律将如何移植到网络世界。

安道尔堪称边区的活化石,存在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它是一种大政治环境的产物,这块190平方英里的土地,处于比利牛斯山脉寒冷且几乎无法进入的区域,使得两个王国谁也无法在这里主宰对方。

1278年,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安道尔的宗主权分给了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领主,即法国的富瓦(Foix)伯爵和西班牙的乌赫尔(Urgel)主教。他们分别认命一名“代理人”,在安道尔低调地行使最小程度的政府权力,主要就是指挥微不足道的地方民兵,现在是一支警队。

伯爵的角色早已成为了历史,如今在巴黎的法国政府为他代班;它的职责之一就是接受安道尔每年朝贡中的一半,其数额还不够支付一个跳蚤公寓的月租。乌赫尔的主教则继续接受他的那一份贡品,就像他在中世纪的那些前任们一样。

均分的贡品也意味着,在安道尔一直有两个“监督权力”的来源,而不是一个。传统上,安道尔民事诉讼的上诉,是向乌赫尔圣公会学院或巴黎的最高上诉法院提出。

安道尔模糊不清的政治地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那里几乎没有颁布过什么法律。七百多年来,安道尔一直享受着极小的政府和无税的待遇。这使它在今天作为一个避税天堂而炙手可热。但仅仅一代人之前,安道尔还是出了名地贫穷。

这里曾经树木茂盛,几个世纪以来,居民们为了在寒冬中取暖砍伐了森林。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安道尔全境都会被大雪封住。即使在夏天,这里也很冷,农作物只能在向阳的南坡上生长。通过我们的描述,如果你觉得安道尔毫无吸引力,那么你就抓住了它成功的秘密。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安道尔能作为一块封建飞地幸存下来,正是因为它位置偏远,土地贫瘠。

曾几何时,存在许多中世纪的边疆或边区,国家主权在那里交错重叠。这些暴力的边区在欧洲的边境线上持续了几十年,有些甚至是几个世纪;其中大部分都很贫穷。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凯尔特人和英特兰人控制的爱尔兰地区之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法国和西班牙、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之间,都存在边区。像安道尔一样,这些边区都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在下一个千年,我们有望再次看到这种主权形式。

 

由于有两个权力机构在互相竞争,各自都比较弱小,统治者有时候会在臣民中征集志愿者到边区定居,以扩大其权力的影响。顺理成章,这些臣民受到免税的诱惑,也会在边区常住下去。

鉴于双方在边区竞争的微妙关系,任何一方的当局如果试图征税,都会使他的追随者更难维持生计,从而可能与敌人结盟。因此,在决定要服从谁的法律时,边区居民总是有选择的余地。这种选择是基于竞争性当局的弱点,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姿态。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实际可能需要解决。封建制度下,边界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在边界两边都拥有财产的地主往往会面临严重的责任冲突。

例如,位于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的领主,如果在两个王国都拥有财产,在发生战争时,理论上他就对两个王国都负有兵役义务。为了解决这种义务矛盾,在封建制度的上上下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种叫作“声明”(avowal)的法律程序,宣布决定遵守哪个王国的法律。

 

在网络经济主体决定自己的住所方面,信息技术创造了同样的选择机会;但与边区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与中世纪的边区社会不同,网络空间有望在未来成为最富裕的经济领域。它会成为一个不断增长而非日益衰退的边疆。

在中世纪的核心地区,如果没有很强的诱因,包括宗教性的强制,很少有人愿意搬迁到边区,因为那里又穷又乱。因此,边区无法将资源从当局手中吸引出来,像磁铁一样;而网络空间会实现这样的效果。

其次,在新的边疆,不会出现双头垄断。双头垄断会招致双方当局互相勾结,在边区治理上沆瀣一气。在中世纪时期,这种妥协效果不大,原因有两个:一是敌对当局之间经常存在着尖锐的文化隔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不足,缺乏推进及落实谈判协议的实际能力。

在民族国家时代,当国家当局确实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强行解决问题时,大多数边区和模糊的边界都消失了。固定的边界成为常态。暴力的双头垄断者如果必须在临界区域划分权力,固定边界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但是,对网络经济中住所的竞争,不是发生在两个政府之间,而是在全球数百个政府之间。对领土国家而言,想在网上建立有效的垄断来保持很高的税率,是完全不可能的。同理,几百个竞争者想串通起来在市场上享受垄断价格,也是行不通的。

以塞舌尔为证,这个印度洋上的小国,最近颁布了新的投资法案,被美国政府官员描述为“开门揖盗”。根据这项法律,任何在塞舌尔投资1000万美元的人,不仅得到保证不被引渡,还将获得一本外交护照。然而,与美国政府的断言相反,有意向的受益人并不是毒贩,而是那些被政治不正确的独立企业家;毒贩不管在什么时候,通常都会受到更强大政府的保护。

塞舌尔法律第一个可能的受益者是一位南非白人,在南非前种族隔离的政权下,他通过规避经济制裁而变得富有。现在他面临着南非新政府的报复,因而愿意向塞舌尔支付保护费。

不管每个个案是什么情况,这个例子说明了,政府想要继续保持那种在地面上的垄断,注定将一败涂地。与中世纪的边界不同,那时候的竞争只发生在两个政府之间;网络经济的边界将涉及到数百个司法管辖区,可能很快会上升到数千个。

在虚拟公司时代,个人将选择一个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佳服务的司法管辖区作为公司住所,进行经济创收。换言之,主权将被商业化。中世纪的边区,大部分又穷又乱;而网络时代的绝非如此。

信息技术促使政府进入的竞争,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关于经济服务的质量与价格,关于真正的保护服务。简而言之,在信息时代,政府将不得不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暴力效用的减弱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会放弃使用暴力。远非如此。我们要说的是,暴力正在失去它强大的杠杆作用。政府对此的反应,可能是加强在当地的暴力运用,以弥补它在全球范围日益下降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政府怎么折腾,它们都不可能将暴力充满整个网络空间,就像在现代世界,在它们垄断的领土上只手遮天。不管有多少家政府进入到网络空间,它们在这里不会比其他竞争者更优越。

讽刺的是,有些民族国家可能会发动“信息战争”,以支配或阻挠人们对网络空间的访问,而这只会加速它们自己的灭亡。

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下降,以及把日益分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成本上升,大型系统的权力下放势在必行。信息战争的讽刺性在于,它对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脆弱系统本身的冲击,可能比对新兴信息经济的冲击还要大。

只要基本的信息技术持续运行,网络商务就能在与信息战的斗争中同步发展;而这在领土战争中是不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你无法想象,前线一边打战还一边在进行数百万项商业交易。但虚拟战争不会耗尽网络空间承载多重活动的能力。而且虚拟现实并不存在,没有近距离交火的危险,也不会被爆炸的虚拟弹片所击中。

 

大规模系统的脆弱性

信息战的危险,主要集中在那些中央指挥控制下的大规模工业系统。美国和其他主要民族国家的军事领导部门,都很担心并在计划应对信息破坏活动;因为一旦大型系统被瘫痪掉,后果不堪设想。

通过网络战,可以关停一个电话交换站,搅乱空中交通管制,或破坏掉调节城市用水的抽水系统。一个病毒程序可以关闭普通发电机甚至核发电机,断掉部分电网。所谓的逻辑炸弹可以扰乱各种信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还在使用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脆弱的大规模系统的中央控制系统。

除非全面摧毁所有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完全陷入停滞,否则,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扼制网络经济和虚拟现实的发展,更用说垄断了。

信息技术确实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它的存储系统,特别容易被腐蚀或破坏;不过,这一点已经被新的存档技术所解决。一种被称为“高密度只读存储器”或“HD-ROM”的新系统,使用了某种与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中相类似的离子磨,可以在真空中创建档案。它现在的存储容量已高达每平方英寸25,000兆字节。

先前的存储系统,很容易发生早期衰变,也容易在冲击下被破坏;而存储在HD-ROM上的数据,则有望长久保留。HD-ROM的开发者之一布鲁斯·拉马丁说:“它几乎不受时间、热、机械冲击,及其他对存储介质有破坏性的电磁场的影响。”

即使恐怖分子引爆核弹,也不一定能破坏或抹掉上面的重要信息,如数字货币的密码,而网络经济能否顺利运行就有赖于此。

 

“现代军队严重依赖于信息,无需通过常规意义上的战争手段,就可以将其致聋和致哑,从而获得胜利。”

阿兰·坎彭

 

虚拟战争中的超级力量

随着信息在战争中日益重要,民族国家间相互交战,在大政治层面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网络空间没有物理存在,它的战略重要性,不是我们在物理世界熟悉的那种量级。有多少个程序员确保命令的执行并不重要。一切只在于这个程序能否发挥作用。

在网络的世界里,主权个人的地位可能不亚于一个国家,他在联合国有自己的席位,有自己的旗帜,有部署在地面的军队。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一些主权个人每年有数亿美元的可投资收入,超过某些破产的民族国家可支配的消费能力。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操纵信息发动虚拟战争方面,一些个人可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在网络战争中,一个天才怪客,利用数字奴仆,理论上可以达到与民族国家同样的战斗力。比尔·盖茨肯定可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个人的时代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五角大楼网络战争部队努力所做的一切,一个黑客、一小群数学家,更不用说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或者其他任何软件公司,原则上都可以做到。在硅谷和其他地方,有成百上千家公司,他们所拥有的网络战争的能力,超过现在90%的民族国家。

1998年,美国总统和他高级助理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另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流亡的沙特亿万富翁,乌萨马·本·拉登。

本·拉登作为一个个人,居然对工业时代军力最强的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美国以一连串的巡航导弹支持了这一说法。我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本·拉登可能只是被选出来扮演“内罗毕爆炸案中的理查德·朱尔”(一个借口,译注)的角色。

尽管如此,当所有人都相信,本·拉登作为恐怖分子,可以成为美国的可怕敌人;那么,拉登或者其他亿万富翁,如果作为网络恐怖分子,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信息技术使个人在面对大型团体时的劣势,要远小于他在炸药和导弹方面的劣势。

当新的保护方式从四面八方涌现,民族国家还想保持它们在地面上的垄断,将变得不合时宜。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必须进行重组,以降低它们对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被感染的网络以及可能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或一些青少年黑客布置的木马程序的脆弱程度。

网络空间的大政治逻辑表明,目前主宰着全球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将不得不被具有分布式运作能力的多中心安全模式所取代,因为它们不会轻易地被计算机病毒控制或封锁。

新型的软件,即agoric开放系统,将取代从工业时代的指挥控制系统。以前的软件,根据僵硬的优先次序分配计算能力,就像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老干部,根据死板的规定为货物分配厢式货车一样。新的系统由模拟市场机制的算法控制,通过一种模仿大脑运转的内部竞价进程,从而更高效地分配资源。在新的千年里,计算机不再是巨型并垄断着指挥控制重要职能的,而是去中心化的。

数字设备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实验室的研究,完美地证明了分布式网络相对于指挥控制系统的复原能力。根据凯文·凯利的叙述,一位工程师打开壁橱的门,里面是他们自己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然后,这个工程师非常戏剧性地“从里面拽掉一个网线,而公司网络绕过了这一破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信息时代将促进网络空间的竞争,但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系统,必须被重新配置。这种重置至关重要,可以使它们没那么容易受到各种恶意的攻击。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机构,如学校和大学,在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重置;同样,工业时代的机构也将被分解成微型的形式,反映微技术的逻辑。

为了防止信息时代高速公路上的盗贼,公钥-私钥的加密算法将被广泛采用。这些算法可以使任何个人电脑用户对任何信息进行加密,比五角大楼在一代人之前保存其发射密码的方法更安全。这种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加密方式,对确保金融交易免受黑客与小偷的攻击是完全必要的。

这种必要性还源于另外一个原因。当私人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意识到,美国政府——可能不止它一家——有能力穿透目前的银行软件和计算机系统,把一个国家搞破产,或者清空任何人的银行账户,不管他在哪里,他们就会使用这种无法破解的加密算法。

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没有理由,在技术上把他们的存款或金融交易,置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或克格勃的继承者或其他任何合法、非法组织的摆布之下。

政府无法穿透的加密算法并不是白日梦。它们已经在网上作为共享软件使用。当低轨道卫星系统可以运行时,利用先进的个人电脑和比便携电话还小的天线,个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通信,甚至不需要连接电话系统。

政府不可能垄断完全没有物理存在的网络空间,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不可能骑着笨重的军马去控制工业时代的交易。

 

隐蔽的保护

信息社会将使大量的资源免受掠夺。当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交易和其他商业的活动场所,其中的资源就或多或少地对普通的敲诈和盗窃产生了免疫。掠夺者无法再像今天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控制大量的资源。

这样一来,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而言,政府的保护都将沦为多余。对于保护网络银行的账户余额,政府不会比你做得更好。政府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点就会使它的保护价格相应地降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在新的千年里,随着发生在网络空间的金融交易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将可以自由选择交易的司法管辖区。这会导致强烈的竞争,人们将开始在非垄断的基础上为政府的服务定价(它收的税)。这是革命性的。

正如乔治·梅卢安(Gorge Melloan)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说,抵抗全球性竞争最成功的一种组织就是福利国家。

“沃顿商学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了未来会影响到收入转移的力量。杰弗里·加勒特和德波拉·米切尔的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一体化的加强给它们最基本的福利项目带来了下行压力。相反,他们写到,‘这些政府无一例外地通过增加收入转移,应对与国际市场的日益融合。’”

 

终于,网络经济的出现,总算将福利国家暴露在了真正的竞争之中。它将改写主权的性质,变革经济的形式,因为保护与勒索的天平,将前所未有地彻底倒在保护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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