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八章 平等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翻译20:成为1%——信息时代的致富革命( 上)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8月18日

公众号:不懂经

命运的转折,只在一个决定一个选择一线之间

大家好。在上一篇《主权个人》的译文中,我说第七章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章,现在来看,第八章更重要,特别是对不投资加密货币的人来说。因为这一章分析的是信息时代的赚钱逻辑,更适合咱普通人用。

如果说《主权个人》影响了一代人,会有点夸张,但它的的确确影响了一大批人。这批人可不是普通人,而是有思想、有能力,接近“主权个人”定义的人。翻完第八章,我发现,之前看到的很多大佬的见解,原来都出自于这里啊。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人,在从不同的角度实践书中的预言。如果10年前,5年前,甚至3年前,读到这本书,今天真的会大不一样。造化呀……

但是,今天在看的朋友,还是属于最早的一批读者啊。这几天旁务较多,翻译有点跟不上来。原计划8月内翻完,目前来看,希望渺茫。接下来这段时间,就少更新公众号,尽量全力以赴搞翻译。大家不要取关。

 

今天为《主权个人》的第8章,省略了最后的两小段(其实是还没赶出来),关于“好工作”的消失,以及好莱坞工作模式的兴起,这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有提到过。细心的付费读者将会发现,《区块链人》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就来自于这一部分。

今天全文2万余字,要做个付费了,一来保护产权,二来提高被攻击的门槛。像本号这种内容,简直就是刀口舔血。付费读者也不用过虑,后续出全文版的时候,会给予相应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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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前1%,或者前5%的人会获得超额回报;但有进取心的穷人,会是最大的获益者。”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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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平等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无工作世界里的收入革命

“神是不轻慢人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加拉太书》6:7

以生产或防御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一旦发生巨大的变革,将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及财富和权力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比例。信息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强力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它还意味着一场生活方式、机构组织和资源分配的全面革命。隐 蔽的暴力对资源控制的能力将急剧衰减,一种新的财富配置模式将会兴起,20 世纪那种强迫性的政府中介将被排除在外。因为在信息社会中,地理位置将变得 无关紧要,所有在地里边界以内而不是以外运作的组织,在未来的作用都将被削 弱。政客、工会、职业管制、说客乃至政府本身都将日落西山;因为费尽心机从 政府那里争取到的商贸利益,其价值将大打折扣;浪费到游说和反游说方面的资 源也会大幅减少。 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人,势必将丧失大部分权力。资源的控 制权将随之转移。由私人创造的财富,迄今为止一直遭到民族国家的强占,未来 将由创造者本人所控制。越来越多的财富,会流入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和风险 资本家手中。全球化,加上信息经济的其他特点,会使每个领域内最有才华的人 收入大增。优异表现所产生的边际价值如此巨大,它将使全球经济中盈利能力的 分布,呈现出类似今天的竞技体育和歌剧等表演行业的形式。

超越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指出,80%的利益取决于或归属于 20%的人。这大概是真的;不过, 更惊人的是,1%的美国人支付了 28.7%的所得税。这也表明了,相对维尔弗雷 多·帕累托在上个世纪末的观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收入与能力分 配曲线会更加倾斜。现在的人已经很习惯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在 1828 年,4% 的纽约人被认为拥有该市全部财富的 62%。到 1845 年,前 4%的人拥有纽约市 所有公司和非公司财富的 81%。在更大范围内,到 1860 年,前 10%的人拥有整 个美国约 40%的财富。而到了 1890 年,记录显示,当时最富有的 12%的人拥有 美国财富的 86%左右。

1890 年的数字很接近帕累托的法则。但它之所以不是二八比率,主要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大量身无分文的移民涌入到了美国。移民在总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可 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的加入自然使财富总量的分配更加不平等。这个例子其 实也很好地说明了,在任何时候,当真正的机会爆发出来,总是不可避免地加剧 社会的不平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到 1890 年,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15%, 但在东北部的一些州则超过了 40%,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都是在那里创造的。把 财富的占比根据移民激增的情况调整之后,19 世纪末的美国,就像帕累托生活 的 19 世纪末的瑞士,一样符合他的公式。 信息时代已经改变了财富分配的法则,特别是在美国,并且成为了美国现代政治 的痛点之一,对此我们会在下一章深入探讨。在信息时代要取得经济成功,需要 很强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美国教育部进行过一项大规模的“美国成人识字率” 调查,结果显示,多达 9000 万名 15 岁以上的美国人能力极差。对此,美国侨民 比尔·布莱森的说法更加生动:“他们就像猪一样蠢。”具体来说,可以判定,9000 万美国成年人不会写信,不能理解公共汽车时刻表,不会做加减法,即使 借助计算器的帮助。可想而知,连普通公交时刻表都看不懂的人,不可能在信息 高速公路上有所作为。这 1/3 还没准备好进入电子信息世界的美国人,正在酝酿 着一个愤怒的下层社会。而在社会顶层的一小群人,也许只占总人口的 5%,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信息工作者或资本所有者;他们在信息时代的地位,相当于封建 时代的土地贵族。二者的关键区别是,信息时代的经营是创富专家,而不是暴力专家。

创新的大政治学

20 世纪的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技术进步会自然而然地促成越来越平等的社 会,但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在 1750 年之前,就不是这样。大概也是从 那时起,工业技术的创新开始为非技术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并扩大了企业的规 模。工厂的新技术提高了穷人的实际收入,并不需要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不仅 如此,它还加强了政治系统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重新分配收入,以及抵御社会 动乱。长远来看,技术并不天生倾向于抑制人类在能力和动机方面的差异,也可 能增强它。有些技术是相对平等的,众多独立的工人会做出大致相同的产出;但 其他技术则会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少数能者手里,剩余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农奴而 已。历史和技术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工业时代是一种形态,而 信息时代正在孕育另一种形态,相比被它取代的旧制度,它将更少暴力,因而更 加精英化,也更加不平等。

阿蒙的萝卜

19 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其中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是英国最杰出的一位,开始发展数学经济学。最早将概率理论应 用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奥托·阿蒙(Otto Ammon),他的作品 在 1899 年被卡洛斯·克劳森(Carlos C. Closson)首次译成英文,发表在《政治 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概率学说的一些社会应用”。今天的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文章只有考古者才感兴趣;事实上,它所研究的经济问 题已再次出现,而它的处理方式依然深具启发。 奥托·阿蒙感兴趣的是,社会中的能力分布以及它与收入和地位的关系。他以四 个骰子为研究出发点,每个骰子有六个面,他统计了可能出现的总点数。在 1296 种可能的点数组合中,有些总数出现的频率要高得多。

从上表(表略)可以明显看出,高总数和低总数都很少出现。有两种可能的总数, 但其中前 4 大的总数,在 1296 种组合中只可能出现 35 次,后 4 名也只出现 35 次。中间七组的总数则可能出现 884 次,中间三分之一总数出现的概率则超过其 余三分之二的投掷结果。这就产生了概率论中心拥挤的特征。 奥托·阿蒙认为,掷骰子的随机分布与人类能力的分布状态是一致的。在他写作 的时候,还没有智力测试和智商的概念,他靠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前关于智力的研究。阿蒙并不认为,整个社会的效用或个人生活的成 功仅仅取决于智力。他列举了“三组心理特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 在生活中能够达到的高度。”这三组特征是:

1. 智力水平:其中包含了人类所有理性方面的能力,如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创造力, 以及其他任何属于这一领域的素质。

2. 道德能力:包括自控力、意志力、勤奋、毅力、节制、顾家、诚实等等。

3. 经济能力:如商业才能、组织才能、技术能力、处世谨慎、精于计算、富有远见、勤俭 节约等等。

在这些精神素质之外,他还增加了第 4 组:

4. 身体条件:工作能力、耐力、抗压力、抵抗各种刺激的能力、活力、健康等等。

在奥托-阿蒙看来,这些智力、性格、才能和身体素质的分布概率,与骰子上的 总分数类似。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存在四个以上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的变化 程度超过了六度。比如,如果不是四颗骰子,而是扔八颗,那么就有不少于 1,679,616 次可能的结果,但最高分 48 分,预期出现的概率仍然只有一次。 在决定人生成就的所有因素中,得分都很高的男人或女人,出现的概率比扔出四 个六要小得多,可能跟扔出八个六差不多。然而,阿蒙指出,如果在这些素质中 得分有高有低,可能会产生“天赋不平衡、不和谐的人,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非 常出色,但无法成功应对生活的考验。”

“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大教堂的尖顶,天赋异禀之人会从广大的平庸之辈中升起……天 才的数量是如此稀少;要说因为社会制度不完备,导致‘众多’天才被耽误在下层阶级,几 乎是不可能的。”

-奥托·阿蒙

素质与收入

阿蒙接着谈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当然,19 世纪 90 年代的统计数字远不如现在 充分,但当时德国的官僚机构已经非常发达。在萨克森、普鲁士、巴登等德国其 他州,奥托·阿蒙发现了一种收入曲线,既类似于他认为的人类能力分布状态,也和骰子点数出现的概率很接近。他还在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 敦人的生活与劳动》(1892 年)一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数字。确实,布斯的社 会分布,与阿蒙的概率论推出的结果基本如出一辙。布斯发现,在伦敦,25%的 人生活贫穷或者更差,51.5%的人感觉舒适,15%的人过着富裕或更好的生活。 如果把布斯分类中最差的两类人加起来,他们的比例就是 9.5%。而在 20 世纪福 利国家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把那些最穷的人说成是“被淹没的十分之一”。另外, 在布斯分类中生活最好的两类人,加起来的比例则是 7%。 从这些数据汇总,奥托·阿蒙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他认为,广泛意义上的 人类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收入。能力强,收入和社会地位自然 就会上升。“就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大教堂的尖顶,天赋异禀的人会从广大 的平庸之辈中升起。”他还认为,“所谓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它真正的形式其实 是一个扁平的洋葱或萝卜。”这种萝卜最上面的茎和最下面的根都很细。用萝卜 来比喻社会金字塔是说得通的,因为像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它的多数群体是处于 中间位置,而金字塔的多数则是在底层。

萝卜状的社会

现代工业社会确实都是萝卜状的,顶层是一小撮富人和高级职业群体,中间规模 庞大,然后少数穷人处于底层。相对于中间,两头都很小。如果华盛顿不是这样 的话,那么在现代的伦敦,百万富翁肯定比无家可归者要多。 所有这些都极具启发,但阿蒙的工作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使我们认识到,人 类正在经历一场长期的重大转变,发生在社会上层和中层之间的政治与金融关系 中。工业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正在成为过去时,而且毫无疑问,它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操作 20 世纪中期的机器,但这些工作现在已经被智能 机器所取代;实际上,这些机器控制着人。整个需要中低技能的就业领域已经消 失了。如果我们没错的话,这就是大部分就业岗位的消失以及现货市场工作重新 配置的前奏。

“然而,大多数失业的年轻人都不满足任何工作的能力要求,这是官方私下承认的事实。” -CLIVE JENKINS AND BARRIE SHERMAN

能者多劳

我们就用 4 个骰子来简单比拟人类的能力分布。假设在工厂时代,人们的得分可 以达到四个 2 或者更高,那就意味着,95%以上的人都在查尔斯·布斯所说“积 极社会效用的最低限度”之上。事实也确实如此,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 3%就是当时设定的充分就业标准(即失业率)。假设信息时代要求的分数上升 到四个 3,也就是最低分从 8 分涨到 12 分,那就意味着,近 24%的人将低于“社 会效用”的极限。 在社会的顶端也是如此。工厂时代对高水平的能力要求也许是四个 4,而在信息 时代,它可能上升到四个 5,这样的话,有资格从事顶级工作(即收入最高的工 作)的人,比例将从 34%锐降到只有 5%。 这些数字纯粹是基于假设。当然,我们不知道技能要求的变化会去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但上升是肯定的。鉴于萝卜的形状,对最低技能 要求很小幅度的提高,就会导致大量的人丧失工作机会。同样,较高技能要求的 小幅升高,也会使符合高级职位的人数大大减少。这样的转变正在发生,我们还 不知道它的规模和程度会有多大。

实际上,确实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正在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 中展开,其速度正在加快,其规模已经很明显。对稀缺技能的奖励已经增加,且 还在持续增加。传统型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表示非常不满。例如,罗伯 特·H·弗兰克和菲利普·J·库克(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所著的《赢 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一书,就指出了在美国社会的众 多领域中,呈现出最具才华的竞争者获得超高收入的趋势。与此同时,中等技能 者的机会在减少;而相当多的低技能者,虽然还能在小规模的服务业中找到一份 活计,但已经掉出了舒适生活的社会圈层。 如果信息社会在高低两端都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那么除了前 5%的人,其他人 都会相对地处于劣势。前 5%将会获得超额收益,他们不仅赚得更多,而且能保 留的比例也更大。不过,他们将完成的工作,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主权个 人将从他们中间崛起。在信息时代,收入分配的萝卜形状会更像 1750 年的,而 不是 1950 年的。 那些中低技能的人群,在社会的灌输之下,期待更平等的收入与更高的消费水平, 将会陷入挫折与焦虑。随着更多国家的经济更深入地吸纳信息技术,人们将会看 到,一个基本无力就业的下层阶级将会出现——在北美已经很明显。这就是正在 发生的现实。它将导致民族主义与反技术偏见的高涨,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 述。 工业时代可能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其此间,半愚蠢的机器为无技能者留下 了赚钱的空间。今天的机器已经可以自我管理了;奥托·阿蒙的萝卜顶端的 5%, 将会得到信息时代的特别礼遇。对于前 10%的认知精英来说,信息时代已是无与 伦比;而对于这前 10%中的前 10%,认知精英中的精英,这是最好的时代。

在封建时代,100 个半熟练的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骑马的高技能军阀(或骑士)。 信息经济中的主权个人不是军阀,而是掌握了创业、投资等特殊技能的大师。但 封建社会中 100:1 的比率或许将回归。好坏姑且不论,21 世纪的社会可能比我们 生活的 20 世纪更加不平等。

大部分人将从政治的死亡中获益

平等主义经济及其所支撑的国家,不可能不经历危机就自动消失。根据字面定义, “危机”往往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想象,国家灭亡的创伤会回荡很多 年。这种创伤当然不容忽视,稍后我们会对它的各个层面进行详细分析;但更重 要的是不要忘记,在全球的许多地区,向信息时代的转型会促使产出激增,周边 的相关收入都会提高。事实上,在那些从未充分享受过工业化的好处但现在向自 由市场开放的地区,各阶层的收入都在上升或即将上升。 强迫性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信息时代将被削弱,生产者将可以保 留在过去一直遭到征收和再分配的财产。再分配通常意味着资产被拖入了低价值 的用途,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生产力。政客从最擅长投资管理的人那里攫取不成比 例的财富,然后重新分配给那些不擅于投资的人。普遍来说,重新分配的收入都 被投入到了低级的经济活动。将资源从系统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其效应在不同的 国家会大不相同。这种资源的解封会导致福利国家的破产,会增强规模的不经济 性,进而破坏大政府以及由大政府补贴的所有机构。而另一方面,在某些主权国 家的统治下,一直饱受无法大规模组织之苦的人们,转入网络经济将减轻他们所 承受的经济弊端。

“如果世界以一个大市场来运作,每个雇员都将与世界各地具有同等工作能力的人竞争。那 可是人数众多,而且其中很多人都充满渴望。”

-安德鲁·格鲁夫 英特尔总裁

地理优势将不复存在

由于暴力的回报率不再上升,继续生活在一个可以掠夺他们的政府之下,对人们 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曾经很能干的政府,不再是积累财富的朋友,而只是敌人。 高额税收、繁重的监管成本,以及雄心勃勃的收入再分配计划,使得政府控制下 的领土,将成为人们避而远之的商业环境。 在工业时期一直贫穷落后的地区,当经济从地理的限制中被解放以后,这里的人 们将获得最大的利好。这与你听到的说法会正好相反。围绕着信息经济的到来与 主权个人的崛起,主要的争议将集中在政治的死亡对“公平”产生的所谓不利影 响。毋庸讳言,全球信息经济的出现,将给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制度造成沉重的 打击。在工业时代,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是富裕国家的居民,这些国家的消 费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0 倍。也只是在那些经合组织国家,收入再分配在提 高非技术工人的收入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发生在各个国家之间;收入再分配对缓解这种不平等毫无作 用。事实上,我们认为,外国援助和国际发展计划通过补贴不称职的政府,产生 了降低穷国穷人实际收入的反作用。在我们分析信息革命对道德造成的冲击时, 这是一个更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世纪

在工业时期,决定普通人一生收入高低的最大因素,是他碰巧出生和居住的政治管辖区。与今天富裕国家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收入不平等在工业时期其实是迅 速加剧的。世界银行引用的一项估计表明,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在 1870 年 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 11 倍;到 1985 年已经猛增到了 52 倍。在全球层面, 收入不平等在急剧扩大,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工业国家的人,情况并非如此。 所以,相比于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在各国家之间上升得更严重。 在那些政府能力稀松而又可以大规模行使权力的国家,工业技术本身的特点,有 助于削弱这些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当暴力的回报率 上升时,例如在工业时期,大规模运作的政府往往控制在其雇员手里。在这种情 况下,要控制政府对资源的索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权力的规模优于效率,政 府对资源不受遏制的控制就会获得重大的军事优势。而政府由雇员控制的一个必 然结果,就是收入再分配的急剧加速。几乎每个社会都有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法规, 至少也有一些临时性的、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的。然而,如果仔细阅读这些向穷 人提供援助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当社会的贫困程度最低时,政府的“福利”往 往更慷慨;而当大批人收入减少时,收入再分配更可能被削减。在 20 世纪后半 叶,富裕工业社会的条件对实行收入再分配几乎是完美的。这就导致了,在那些 条件有利的国家,非熟练工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不久之后,甚至是那些根本不工 作的人,也获得了高水平的消费。

工业财富的悖论

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些国家,更多的人变得富有起来。不过,一旦你理解了前 几章探讨的大政治动态,这个明显的悖论就顺理成章了。工业经济的主要部门需 要大规模地维持秩序,以实现最佳的运作效果;这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工会和政府的勒索——这些暴力组织急于使其支配的人数最大化。但普遍实施的收入再 分配,并没有完全扼杀工业经济的发展能力。所以,任何有幸在工业化高峰之前 出生在西欧、前英国殖民地和日本的人,都可能比生活在南美、东欧、前苏联、 非洲及亚洲大地上具有同等技能的人要富裕得多。由于种种障碍,世界上的大多 数人口,在现代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的各种好处。而信息 技术强大的正向作用,就包括克服这些障碍。

“穷国的地方性特色,明显不适合大规模组织的有效开展,特别是那些必须在广大地理区域 内运作的大规模组织(如政府)。”

-曼瑟·奥尔森(MANCOR OLSON)

规模不经济与增长迟缓

正如曼瑟·奥尔森所证明的,20 世纪落后的国家,本身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本或 专门的技能。在 1987 年,即柏林墙倒塌前两年,奥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规模 不经济与发展问题》(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文中写道:“如 果资本供应在穷国确实是不足的,那么它的‘边际生产力’和利润率就应该比富 国的高。但许多接受了大量外国援助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依然很低;在穷国建造 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率同样很低;这些事实都削弱了‘资本稀缺’导致不发达的 说法的可信程度。”的确如此。如果资本或技术稀缺是主要的不足,那么在穷国 的管辖范围内,这两者所获得的回报应该比发达国家高。熟练工人和资本会涌入 到这些地区,直到收益区域平稳。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受过教育的人会从落后的 国家大量外流。少数幸运儿想方设法在这里积累了资本,也会尽快转移到瑞士和 其他先进国家。

好政府无法被进口

我们同意奥尔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真正的发展障碍,是一个无法从国 外简单借入或进口的生产要素,那就是政府。随着 20 世纪的发展,这个问题更 加严重。在 1900 年,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都在向那些本土势力 无法有效大规模运作的地区,输出合格的政府。但是,20 世纪大政治条件的变 迁,提高了这种活动的成本,降低了其回报。殖民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到处 都不受人待见,也不再是一件划算的买卖。技术的转变,提高了将权力从中心推 行到外围的成本,并降低了对其进行军事抵抗的成本。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纷纷 退出,或仅保留着百慕大及开曼群岛等小块飞地。

“如果说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进步的桎梏——在 1980 年代末,非洲越来越的 批评家认同这一观点,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国家如何宣传,它们并没有解 放和保护公民;相反,其总效用是限制和剥削,或者说,它们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正向价 值。”

-巴泽尔·戴维森(BASIL DAVISON)

在没有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取代殖民统治的本土政府,其领导人和行政人员,都 来自于没有任何管理大型组织经验或技能的人口。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非洲, 殖民国家离开以后,当地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很快就遭到抢夺、破坏,或者任 其失修。电话线被拾荒者拆毁,并砸成手镯。道路得不到维护。在没有被欧洲人 定居的国家,取代殖民统治的土著政府,其领导人和行政人员都来自于没有什么 经验或技能来管理任何类型的大型企业的人口。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非洲, 从离开的殖民国家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被迅速掠夺、破坏,或任由其失修。电话线被拾荒者拆毁,并被锤成手镯。道路不再被维护。由于路基崩塌和机车故障,铁路线变得毫无用处。在扎伊尔(非洲中西部国家),比利时人精心设计和建造的交通基础设施,到 1990 年几乎全部消失。只有几艘吱吱作响的河船还在继续飘荡,其中一艘被独裁者接管,改成了浮动的宫殿。破败的通讯和交通,反映出落后民族国家在维持秩序方面的无能。它们使物价居高不下,又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发展机会丧失殆尽。对此,奥尔森特别强调:

首先,交通和通讯的不畅,往往迫使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的生产要素。当一个企业的规模扩大 时,它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生产要素,而交通和通讯系统越差,这些要素的成本随着 产量增加而上升的速度就越快。 其次,糟糕的交通和通讯系统之所以不利于大型企业,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使有效协调这 些企业的难度大大增加。

减轻不良政府带来的负担

当信息技术将收入能力从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解脱出来,全世界富有进取心的穷 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像数字移动电话这样的新技术,可以独立地发挥通信功 能,不再依赖于地方警察能否保护好辖区内的电线杆,使铜线不被人偷走的能力。 随着无线传真和互联网的普及,穷困潦倒的邮政员工是否会为了一张邮票而偷藏 信件,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很多情况下,有效的通讯甚至可以取代货物和服务的物理运输。良好的通讯系 统,以及大幅提升的计算能力,不仅可以使人们更便宜高效地协调复杂的活动, 还将降低规模经济的效益,消解大型组织。这些变化都有利于落后国家的人民, 可以减轻他们生活在无能政府下所遭受的伤害。信息革命将使政府是否称职变得 无足轻重。因此,生活在传统贫穷国家的人们,将更容易克服其政府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阻碍。

信息时代的机会平等

在信息时代,人们熟悉的地理优势将很快被技术所改写。具有同等技能的人,不 管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收入能力将变得更加平等。这种现象正在发生。那些 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机构,将逐渐式微,国家内部的收入不 平等会不断扩大。全球性的竞争,会使各个领域内最有才华的人收入大涨,就像 现在的职业运动员一样,不管他住在哪里。在全球市场上,卓越表现产生的边际 价值是难以置信的。 公众辩论的焦点,虽然还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但世界各 地的个体,将会享有更多平等的机会。人们无需再生活于一个大规模运作良好的 国家,才能够获得成功。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里,先天的能力以及发展这 些能力的意愿,会更加被看重。工业时代的管辖优势,曾导致贫富之间的差距不 断扩大,在信息时代它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贫穷地区将获得更高回报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贫穷地区的政府对自由市场形成的阻碍,将被大面积瓦解。 相应地,在这些地区,稀缺的资本和技能会得到更高的回报;正如 1950 年代的 发展理论家的设想。而且,外来的资本和技术会很容易获得。新兴经济体将不再 像工业时代那样,严重依赖本地的生产要素;它们更有能力利用远方的资本和专 业技术,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不管今天无能的政府是否会变得更加诚信, 或者更好地保护产权,这样的改变都将发生。网络空间鞭长莫及,腐败政府将无法阻止其治下人民追求经济自由和美好生活。

正向强化

在新型的网络经济中,信息技术几乎完全可以移植,这会遏制工业时代兴起的集 中管辖优势的做法。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竞争愈加强烈,地方优势会演变出新 的形式。国家主权将被商业化,而不再是掠夺性的。在竞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 不得不制定政策,去吸引能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客户,而不是懒汉和寄生 虫。

这与 20 世纪的普遍做法有云泥之别。按照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生活可以而且 应该被积极地调节,通过补贴不理想的结果,惩罚理想的结果。成为穷人是不好 的,因此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成为富人是好的,因此要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收, 以此使社会更加“公平”。 这整套的方针政策根植于一种大政治基础,它经得起各种反对意见,所以,补贴 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根本不重要。那些被重新分配的财富,其中所包含的技能、勤 劳和聪明才智,也没得到多少应有的解释。20 世纪的政治观点认为,“公平” 的结果必须是平等的。

新样板

在 21 世纪新的大政治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测试去调节过去由政治主导的领域。 市场模式假定,奖励理想的结果,惩罚不理想的结果,就可以更好地进行调节。 贫穷不可取,富裕是可取的。因此,激励机制应该奖励致富,并鼓励人们为消耗 的资源付费。当人们能够留住更多自己创造的收入时,生活就更加“公平”。

相比正在结束的这个世纪,这种观点在新的千年里会非常流行。而且,它被接受 的程度,也将是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具备深厚的大政治基础。在信息时代,资本 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赚大钱的能力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不再像过去那样, 只有通过操纵自然资源才能创造大量的财富。随着时间发展,利用高度便携的信 息技术,人们创造资产会越来越容易;而且,这些资产受暴力杠杆的影响,也远 远小于以往任何形式的财富。 武断的政策法规,如果创造的市场利益不能抵消其增加的成本,很快就会行不通。 强大的竞争,正在使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趋于平等。 政府任意实施各种政策的自由,不会再像它们习以为常的毫无制约。任何一个政 府,如果它对某项经济活动施加的规定,比其他主权国家更繁琐;结果很简单, 这项活动将从其统治下流走。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把不受欢迎的活动驱逐出去, 会增加市场的满意度,提升该地区的吸引力,促进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 规定类似于连锁酒店在内部实行的“堂训”。酒店老板如果禁止顾客在大堂内光 脚或吸烟,肯定会失去一些顾客;但拒绝某些素质差的人,不会在整体上减少酒 店的客人,甚至也不会影响其收入。衣着整洁的不吸烟者,可能会支付更高的费 用,因为酒店把光脚吸烟客排除在了外面。同样,如果某地区的法规下使渲染厂 的经营成本很高,甚至无法盈利,渲染厂就可能会搬到其他地区,但这并不使该 地区的总体收入减少。 这些例子表明,在少数情况下,法律法规可能具有积极而非消极的市场价值,特 别是在未来的世界,管辖区数量将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制定高标准 的规则,以维护公共卫生、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会受到高度重视。在某些领域, 也许还会出现具有异国情调的法规和另类的契约,是房地产开发商或酒店为了迎合特定的细分市场而实施的。

网络空间没有海关大楼

我们预计,主权的商业化,很快将导致许多重大的领土主权被下方。如边境管制, 至今还在制约着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信息技术不会受它的管制。这样的发展 影响深远。它意味着随时间推移,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失效,因为相比实物产品, 信息交易对于创造财富更加重要。它还意味着,小地方想要进入市场赚取收入, 将越来越不依赖于大规模的政治管辖。 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以前一直受到保护;信息技术将把他们暴露在全世界的竞 争当中。20 年前,如果多伦多的一家公司想要雇用一名会计,这个人必须在多 伦多,在附近的社区,在通勤范围内。在信息时代,位于布达佩斯或印度班加罗 尔的会计,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是以加密的方式,通过互联网下载所需要 的材料。有了卫星链路的即时通讯,通过调制解调器和传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 沟通,都只在弹指一挥间。一个人如果需要股票分析师,以华尔街请 1 个的价格, 他可以在印度请 27 个。根据摩尔定律,信息技术每 18 个月可以提高一个量级, 甚至更高;在这种趋势下,越来越多的服务人员将面临价格竞争,政客们恐怕也 无力阻止。这种竞争不仅适用于会计,最终它将全面适用于高学识的职业;数字 律师和网络医生会在信息时代大量涌现。

民族国家的死亡警报

民族国家,随着过去在其领土范围内攫取的经济利益的丧失,最终会在自身沉重 的债务下崩溃。但是,所有民族国家都处于死亡警戒状态,并不等同于它们注定要在同一时刻消亡。远不是这回事。在那些多数人口的收入都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的大型政治实体中,要求权力下放的压力往往最为激烈。而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那些人均收入迅速增加的国家,可能还会存续几代人的时间,或者直到那里的终 身收入前景相当于以前富裕的工业国家。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再找到成本替代型 的便宜果实,经济增长将对政治提出更强的挑战。 我们也不太相信,只有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国家,会比拥有几个大城市的存续更长 时间,因为后者拥有多个利益中心和可回旋的腹地。 另一个刺激刺激权力下放的因素,是中央银行的高负债率。加拿大、比利时和意 大利,相对负债率最高的三个富裕工业国家,也是独立主义运动高涨的国家,这 绝不是巧合。这三个国家都拥有长期的预算赤字,当前的国债已经超过了 GDP 的 100%。随着国债的增加,独立运动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在意大利,北方联盟 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并广受广受的地区政治运动。它的纲领基于一个简单的数 学计算:对于意大利北部或“帕多尼亚”地区来说,如果它们的大部分收入不被 抽走去补贴罗马和贫穷的南部,那么它们将比瑞士还要富有。北方联盟提出了一 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从意大利独立,从而摆脱复利损失的可能后果。同样, 在比利时,国债超过 GDP 的 130%。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就像离婚前充满敌意的 夫妻一样,上演这各种算计和缠斗。弗拉芒人中的少数派认为,他们在不公平地 补贴瓦垄人,把比利时一分为二,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持这种观点的弗 拉芒人正越来越多。 加拿大的情况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现在要求独立的地区主要是法属加拿大,在历 史上一直受英属加拿大补贴。随着联邦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增加,魁北克省逐渐意 识到,这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将会衰减。因此,魁北克开始玩弄其它十年前尚欠缺的吸引力——承诺取消支付加拿大联邦税来提高其境内居民的税后收入。独立派领导人还提出,魁北克不应承担自己那一份联邦债务,应该从加拿大分离出去。

英属加拿大地区的人们抵制这种主张,并且反感它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深知,多年以来向魁北克转移了大量的财富。尽管如此,魁北克党的号召力依然很强,公投脱离加拿大,看上去只是时间问题。当其他民族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时,等待它们的将是类似的命运。

另一个不利于加拿大联邦长期存续的因素是,加拿大人口稀少,但又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需要维护。向信息时代的转型必然使这些物理基础设施贬值。随着远程办公取代工厂雇员和办公室人员,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要道能否得到重建和妥善维护,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会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邦,回归到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提出的排他性公共产品融资观念。他在《国富论》中写道:

“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铺设,如果由国库出资的,能造得像现在这么妥帖,同时价钱还这么低 吗?况且,这笔费用如果不是来自于伦敦特定街区、教区或社区缴纳的地方税,那势必要从 国家一般收入项下开支;这样的话,国内不能受到这街道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无端分担 这个负担了。”

如果把伦敦换成多伦多,你就会发现,阿尔伯塔省和卑诗省等很多地方的人,都 会在脑子里算这个账。权力下放的逻辑是可以传染人的。 加拿大解体以后,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独立活动将会明显增加。阿拉斯加州、 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居民会发现,与成为独立主权的阿 尔伯塔省和卑诗省进行竞争,他们处于明显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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